在历史学上的地位却也抬高了。历史科学，是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最根本他说，主要应该是反映生产方式变化、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规律的一门学问。为了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必须研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基础、文化教育、人才培养、风俗习尚等等各个方面的广泛的问题。洋务运动既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它在历史学上地位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不管是发展论、肯定论、否定论者，似乎都认识到，不研究好洋务运动的历史，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历史，一句话，即不真正懂得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而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解的深刻性也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史学界的一个进步。
七、观点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学术观点也不例外。我在50年代后期所发表的几篇洋务工业企业的文章，实际上已初步形成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却起了促进作用的论点。然而，1963年后，掀起了一股“左”的思潮，它也反映在学术批判上。在这种形势下我所写的几篇文章，从体系上说有与原来观点相左者。例如1963年4月30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洋务运动简论》和1964年《新建设》5、6期合刊上发表的《论洋务派》两文，虽还保留有我固有观点的痕迹，并提出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强调以政治路线为标准来评价洋务运动，这是欠妥的。这说明，一方面固然是政治形势对我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也由于自己的观点尚未形成固定的体系和不够成熟而缺乏自信。
1964年“四清”和此后十年“文革”中，研究中断，但还是断断续续地零星地阅读一些有关书籍；虽没有也不可能写什么文章，但还是不断地思考着。检讨过去的论点，我认为研究历史应该是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由此看来，还是我50年代和60年代前三年的观点正确些和实事求是些。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1979年2月9日在《文汇报》发表的《再论洋务派》，初步表达了我的这一套看法。
接着我又写了《洋务运动发展论》（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系统地表达了我对洋务运动史的观点，完成了我的洋务运动研究体系。在表达我对洋务运动系统看法的同时，对于组成洋务运动的某些部件，例如企业和人物，也进行逐个研究，以论证全局性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1980年《历史研究》第4期《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性质》，1981年《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盛宣怀》，1982年《学术月刊》第10期《论盛宣怀与洋务企业》，以及几篇关于论述郑观应的文章等。
有的同志问我：你的观点还有发展否？我说，历史科学同所有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发展，我认为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学术界在方法论上讨论较多，主张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这是好现象。我认为方法可以多样化，但方法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总是最基本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不断发展。有的同志说当今有史学危机。我认为，如果说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不是来自方法问题，而是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够高。要在历史学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关键在于大力学习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是资料丰富的程度及运用资料的水平。中国近代史的资秤是丰富的，并且还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关于洋务运动的史科亦是如此。除已刊者还有大量未刊的。由于史料不断增加，过去未认识的或认识不正确的，有了新的史科改变或提高了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史科已经很够了，事实上还有不少薄弱点，有待挖掘。据我看，在今天主要是运用资料水平不够理想。
三是社会实践的状况。有同志说历史是研究过去，要把社会实践作为史学发展的一项条件，这是为什么？关于社会实践我是看得很重要的。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历史学不为现实服务就泛有存在价值。历史上的事实是很广泛很复杂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离不开他对今天社会的认识和实践。史学实际上可以说今人与古人在通信息或是对话。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丰富，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将被后人逐步认识，或是改变和提高认识；历史学的发展，反过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这旦要说清一点，即为现实服务必须同影射史学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历史本身出发，阐明规律，以为后人借鉴；影射史学则是不顾历史本身的事实和科学性，生搬硬套地达到影射某一现实的目的。前者与后者有着本质的差别。
以上三个历史学发展的条件，时整个历史学说是如此，时某一个学者说也是如此。只要我不断学习马列主义、阅读资料并提高运用资料的水平，以及不断地社会实践，我相信我的洋务运动史的观点，还是会发展的，它将更加完善。
八、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展望 建国以来，洋务运动史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讨论。第一次是在60年代前三年，第二次是1979年以后的几年。第一次的讨论，是以近代军用工业有没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一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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