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乃至水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然而，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和支配的情况，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量是很少的，据统计，年进口总值不过1000万两左右。以4亿人口的大国，区区1000万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粤海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20％左右，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30％余，加上“陋规”的勒索、内地税和落后又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至少是商品值的150％—200％以上。棉布等低档的为一般居民所需要的商品超过其价值的比率还要高。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19世纪30年代只有40年代的30％、50年代的20％有零。如将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即较高的产值和附加的高税率、高运输费和“陋规”等），可知棉布等与人们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很高的，因而市场竞争能力必然很弱，它无法同土布相较量。这规定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破坏作用。相反，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土产品输出，都服从封建经济的需要，受封建主义及其国家所制约。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商品值的5％强，加之内地税“每两不过某分”的规定，最多只有商品值的10％。两者相加，商品只要附加上最高不超过商品值的15％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子口半税”商品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7.5％即可进子口，比之战前减少了150％以上。第二，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急剧下降，而且，其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上述比率数。这是因为，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率提高更快：如以1829—1831年平均为100，1844—1846年为323，1859—1861年为615，短短20年间增长3—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和快，就意味商品值的下降，因而附加的所谓7.5％的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少了。这也就决定产品价格下降更多。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资本家为了打开和占领市场，往往用暂时亏本销售产品的办法吸引顾客。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①以上三个因素，规定了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了。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制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进行推销，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相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江浙棉布供应的福州、厦门地区的市场，也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丸”①的局面。江浙既少掉一个福建市场，而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价格，在40年代中期，如经济学家包世臣所记载的“价才当梭布三之一”。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在1847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商品输入暂时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输入日益增多。这些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增多，摧残着中国的手工业。在19世纪40—50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②的确，这种“相当的震动”，在鸦片战争后不多年即在沿海开埠城市附近显示出来。有所谓“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③的记载、广东顺德县竟至“女工几停其半”④。这是就某一地方说的。其他还有带全局性的记述，如“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⑤。这说明外国廉价商品很快扩展销售到了内地。这些都表示手工业产品抵敌不过洋货而濒于破产。
据上所述，个体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主要是价值规律使然。地租、高利贷等封建盘剥，以及银贵钱贱、水旱灾荒所遭损失，则起了帮凶的作用。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入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个体手工业者、农民小生产者的破产中日益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国社会不再像鸦片战前那样，促使小生产者破产分化的结果仍然是封建主义，而促使阶级分化的因素已日益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来，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推销市场等条件。
同一阶级分化，同一封建剥削压榨促使这种分化，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但其社会效果却有质的不同：一个仍在封建主义范围内兜圈子，一个则突破封建圈子对社会转向资本主义方向起着推进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没有认识到，前者是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占着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生活受封建主义所制约；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日益扩大范围的社会经济生活受资本主义所制约。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其间尤其是经济规律，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此有联系并有某种类似的问题须要说清楚，即太平天国革命促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造成小农经济大发展，是否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关于前看已无疑义，对于后者，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一方说，小农经济大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说，小农经济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前者是还是后者对？这同“封建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确实提高了产品的商品率，这不仅可从国内市场贸易出现繁荣，有的地方“盛于未乱时倍蓰”看出，也可从国际贸易中，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品区后的1863年，丝茶出口量比之战前的1850年，茶增长一倍多，丝增长五倍以上得到证明。小生产者提供的商品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此外，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由于地主逃亡或被消灭，封建关系松懈了，使小农经济有了较大发展。①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前者则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可见，那种说小农经济发展“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者，是由于未认识到封建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两种不同的主导作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我以为，那种说太平天国革命造成小农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者，说法是正确的，但惜未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分析。
由此可见，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发展提到实践日程上的条件，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的，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一前提下对此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汇成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巨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洋务运动适逢其会。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洋务运动适逢其会”一语，表达了洋务运动顺应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但这只是从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这一角度说的，我们还必须从人们的主观要求来论证其“顺应”与否。这就要考察当时反映经济规律的变革思潮。
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变革思潮的出现和形成，一般都是经济的发展要求解除旧的束缚的反映。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战后向哪个方向变，这一切必然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特别是思想家的头脑中来。在那时，社会主要矛盾，除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对主要矛盾之外，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两大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方面很多，其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与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间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当时关心社会的经世致用学者、思想家们，从维护清朝地主阶级统治出发，反映并试图解决社会矛盾的见解也是多方面的。我这里主要围绕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变革思潮，加以阐述。
思想家们在当时所发表关于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见解，主要体现在货币、盐政和漕运三个问题上。此三者的弊病已严重影响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引起官民人等的关注。思想家对它们研究并提出解决弊窦的对策，有些虽不是自觉的，却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产生有利因素和将起到促进的作用。在那些起促进作用的见解中，思想境界最高者当推魏源。林则徐虽也较为先进，但他不是理论家，只是在政治实践中，解决感到和遇到的实际问题时，恰好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兹以魏源的思想为主体，结合其他思想家言论主张，论述当时社会思潮是怎样反映和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同封建主义束缚乃至同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
在鸦片战争前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尚未出现的条件下，新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与旧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商业资本上。商业资本是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的资本。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着重解决商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矛盾。马克思说：“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依以成立之历史的前提。”①又说：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是一个主要的要素。”①因此，在尚未达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的水平时，评断一个先进思想家，以看其是否在流通领域的研究上提出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思想为准。龚自珍被公认为善于洞察当时社会矛盾并予以辛辣揭露批判的思想家，但他除提出“更法”，主张用宗法外衣下的“平均”土地办法解决地主与农民间矛盾之外，其研究只限于生产过程，并主要是农业生产过程，对于流通过程非但不重视，而且还认为商贾系“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的财富兼并者，予以贬斥。魏源则不同，他的研究着重于流通领域和交换价值。这也就是“资本依以成立的前提”——发展商业资本所需要解决的课题。魏源和其他观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家，是怎样反映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提出解决它被束缚状况的见解的呢？
首先是对本富和末富的看法。中国历史传统是提倡重视农业生产的“本富”论。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始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候，“末富”的地位将日益重要并必将逐渐处于主导的地位。在当时，进步思想家大都是主张“本末皆富”，“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为了清统治的稳定，不致造成“饥寒交迫，奸宄乃成”的大乱局面，一再申述“天下之富在农”；强调“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②。然而，包世臣对末富是同样重视的，他说：“无农则无食，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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