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②只有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魏源与包世臣一样是“本末皆富”论者，但思想水平远高于包。魏源虽曾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把本富提到很高的地位，举“弥利坚产谷绵而以富称，秘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为例，得出“金玉非宝，稼穑为宝”④的结论，但他把末富的地位强调得也很高。尤其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侵入，白银外流加剧的情况下，他把末富放到了决定性的地位。魏源认为，在商品经济亟需发展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经济侵略的“今日”，应该“缓本急标”，应该“货先于食”。①也就是把“末富”置于首位。可见魏源是从本富与末富并重向着末富重于本富方面发展，这是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这种思想水平，在同时代思想家中无有出其右者。而对于“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起重大作用的商业资本，对阻碍其发展的漕运、盐政、货币中的严重弊端的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等诸方面，魏源又是一位佼佼者。由于学术界对漕运、盐政研究较多，这里着重将当时的思想家们对货币及与此有密切联系的对外贸易的认识加以阐述。
由于外国商品、鸦片输入日益增多，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荒和银贵钱贱，严重影响小民生计和商品流通，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加剧了清统治的危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得先分析其症结所在。包世臣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今法为币者惟银与钱，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于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数，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
他又说：“连年丰稔，上米一石价银七、八钱，而民户折漕，重者至银六两，析条银重者银每两至钱三千有奇，是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③上面两条资料，在认识到货币是特殊商品这一前提下，主要说明：零售和工资用钱、商品批发和赋税交纳用银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使钱与银都成了等价物，也即在实际上有了两种价值尺度。这在银贵钱贱条件下，就使以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大吃其亏。这种情况，既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也阻碍了商品流通，不利于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思想家们存各种见解和方案。王瑬主张大量发行钞票，“以钞易银，废银不用”①。他认为，这样做，银既不会外流，银价也就不会腾贵了。在那时，对货币问题提出的见解最高者莫如魏源，其次是包世臣。
包世臣要用“制币”来解决银荒以便利于流通。他说：“近世人心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则制币以通民财，使公私交裕，实治道之宜急者。”②既然“人心趋末富”，那就应该因势利导，“制币以通民财”，促进末富的顺利发展。要“通民财”必须统一价值尺度，绝不能存有“钱”和“银”两种等价物。其具体方案：“以钱为币”，“以钱起数”，“亦不废银”，但须“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③他认为，如物价统一于钱这一个价值尺度，银价不起作用，人民就不会受银贵钱贱之苦，商品流通也不会阻滞。包世臣要“制币以通民财”，统一价值尺度，加速商品流通，显然是正确的。但那时正是处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条件下，需要以贵金属的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和流通手段时，他却要“以钱为币”，“使银从钱”，又是保守的，必将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魏源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远出包世臣之上。他反对王瑬的废银行钞，也不同意包世巨的以钱起数，钱夺银权。而主张：（1）用银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魏氏说：“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既要用它来“权衡万物之轻重”，那它就必须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必须是价值昂贵、持久不弊之物，才能充其任。这在商品经济发达情况下尤应如此。金或银是具有这种特性的。（2）行铸币以利流通。既以银为币，就要使它方便流通。中国使用的纹银块银极不方便，以致使行用方便的洋钱——银元占领中国市场。每枚银元实际银数“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若鹜”。这证明交换过程多么需要银铸币！所以魂源一则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再则曰“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①魏源是中国最早主张行银铸币者之一，这是难能可贵的。
魏源的以银为币和行铸币以利流通的这套主张，既可以促进交换的发展，同时又能够做到抵制外洋银元的侵入。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魏氏认为，还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开采银矿以不断增加银的数量，解决银荒问题；另一个是禁止鸦片贸易以防止白银继续外流。这些开源节流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对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都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先进思想家们在“利商”这一问题上也有鲜明的见解。
漕运弊端的损国病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魏源、包世臣等均主张变运河官运为商船海运，即改变封建官运组织为商运组织，把一切用于运丁、运军的费用，变为商船的费用，这就使农民负担额定的运费和勒索减轻，而商人的利益却可大增，必然会出现“海商翕然，子来恐后”②的现象。不仅如此，海运还可促使商品加速流通，可将“江浙之货附海漕而北”，商品流通顺利了，“物价必贱于前”。②至于魏、包等将少数官僚绅商垄断世袭的纲盐制，改为商人自由购买自由贩运的票盐制的主张，能达到除中饱、减盐价、增商利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封建官僚增殖财富的权利转归于商人。与漕粮海运完全一样，能起到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作用。漕粮海运与改纲盐为票盐两者，是魏源、包世臣等思想家在维护封建统治、设法巩固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改革流通领域中阻碍商品流通的状况，让商业资本充分发挥作用，达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所作的大胆设想。其客观效果必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进。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商主义者以为“国家财源服务”为藉口，却“宣告了与旧时天国相反的资产阶级社会”。①现在再从对外贸易问题上来看魏源等人的资本主义倾向。
思想家们虽在严禁鸦片输入上是一致的，但他们赞同对外贸易的程度和角度是各有不同的。龚自珍由于只从农业生产研究经济问题，他对于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限止在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范围之内，所以这里不加论述，而是拟对林则徐、魏源在这方面的见解进行一些分析评述。
林则徐首先把鸦片贸易同正常的商品流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有的人早在19世纪20年代即提出过，例如程含章就主张禁烟不禁商。但程氏不是出于国内经济发展，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彼诸番之与中国交易已数百年矣，一旦绝之，则必同心合力与我为难。兵连祸结，非数十年不定。而沿海奸民，素食其利，旦将阴为彼用。海滨僻静不可胜防。”②对外禁烟并禁商要受到内外夹攻，社会将不得安定，故不能禁。林则徐在广州同英国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观点是有所发展的。他认为，鸦片应该禁绝进口，但外商只要遵守中国法律，保证不夹带鸦片就可允许通商，连鸦片走私的罪魁英国商人也一视同仁。即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③的政策。林则徐的这种政策，虽也首先是从“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①的政治上的考虑，但已多少考虑到经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鼓励商民出洋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和“师夷长技”等问题上。林则徐反对“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的做法，而主张鼓励华民之“见夷商获利之厚”而“散羡垂涎”者，到外洋经商，以占洋利。②他主张把对外贸易赚取的钱财，和因贸易日益增长而增收的关税，用以引进和仿造洋器，加强国防力量。这种促进商品流通和引进发展新技术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可见，林则徐对外贸易的见解比龚自珍为高，但仍赶不上魏源。
魏源的对外贸易思想，不仅政治上要求保护民族的利益，而且还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考虑问题。他用当时外货进口2014万余元和出口岁达3500万余元的数据，说明如能禁绝鸦片烟，年可出超1000余万元，“外洋之银有入无出”对国民经济有利的道理。这也就是顺差的原理。魏源要利用中外贸易的顺差，进口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物资。他说，凡“有益中国之物”，皆“可多运多销”。③这里所讲的“有益中国之物”，大多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国防近代化有关的钢铁船械等物。如魏氏所说“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售官抵税者听，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缴官受值者听”④，就是明显的例证。可见，魏源是把对外贸易同“师夷长技”联系起来考虑的。这些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综上所述，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们，是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的，同样，他们的货币、漕运、盐政和对外贸易的主张，都是有利于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有利于封建主义束缚的解除的。因而，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既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又已反映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形成了变革的思潮。这种客观同主观的一致性，必将导致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付之于实践。这种实践的首先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学习西学。我把那时的学习西学称之为“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以显示学习西学的历史必然性。西学的范围很广，大要不外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中国学习西学最早的内容当然是前者，因为这是当时现实的迫切需要，尽管后者也涉及到一些。
上面讲到先进思想家们之所以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趋势并提出解除对它的束缚的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面向现实，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的结果，但他们认识的发展，也是同对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认识西方，影响思想家们去洞察中国社会：洞察中国社会，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学习西方。
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早在19世纪初，王大海在《海岛逸志》中就有对西洋诸国的论述，诸凡地理、人情、风俗习尚等固有记载，对于西洋的技艺也有叙述。例如，该书中谈到望远镜“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诚鬼工之奇技”。书中还对轮船蒸汽机有所描绘，说锅炉中“贮以清水，火生气腾”，冲动机盘铁叶，“船即行驶如飞”。①类似的记载在稍晚几年的《海录》中也有。《海录》是由多年在外国轮船上担任水手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的一部书。该书对西方亦有所记载，例如，记述法国的情况说：“佛郎机国……民情淳厚，心计奇巧，所制钟表，甲于诸国，酒亦极佳。……奉天主教。”①所谈情况基本属实。
在19世纪初叶和20—30年代，人们对于西方了解的记录，主要出于好奇。虽对认识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无促进作用，但那时并不是出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鸦片战争中英国炮火的轰击，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促使他们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出发去了解西方，所以这种了解是有目的、有选择和比较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了解记录，首推1840年林则徐领导编译成的《四洲志》。其次是魏源于1842年初成的60卷本《海国图志》。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编写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英国“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须人力。”
法国“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
《四洲志》编者对于西方技术的描述，显然是以赞赏羡慕的心情书写的，当然是反映了林则徐的思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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