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羡慕西方技艺的思想，鲜明地表现于对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叙述上。《四洲志》中写道：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造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这段话是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话中意思很明显，中国要达到富强，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学习西方的技艺。这里至少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真实地反映了林则徐的认识水平。他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①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在广州时即非常积极地“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②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剿外夷”、“舍此易济”的高度的缘故。这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首先是魏源提出的。这是他通过鸦片战争的斗争实践，尤其是根据林则徐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与外国侵略者斗争，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认识西方国家，于是以《四洲志》为蓝本，编著《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说明了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对西方长技的了解比之林则徐更为深刻、全面和系统。他在军事技术之外，对于民用器械的技艺也作了广泛的了解，这是因为他已意识到“师夷”、“制夷”，不能仅限于军事，而应该是多方面的。认识到“夺造化，通神明”的西洋器械，“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可见，魏源所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更多的是在“民用”方面。所以魂源设想引进西方技术所建造的船厂，不仅是造军舰，而且更要制造商般。这样，一方面有利航运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使船厂长期兴旺不衰，因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至于新的军火工厂，也同样结合制造民用器械，如“量无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难、千斤秤之属，……皆可于此造之”，以利民用。尤有进者，魏源认为，船厂、军火局既在造军用船械之外，广泛制造商船和民用器械，那么，这类厂、局就应该鼓励民间投资创办，以便有效的在商品市场上竞胜以“制夷”。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魏源最早提出培养新式人才的设想。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有相应的新式人才，而原来的科举取士显然不能适应这一需要。魏氏主张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办法，例如，“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采用这类鼓励措施，新式科技人才必将涌现出来，科技水平也将很快提高。“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是可以预期的！
由于魏源有了如上所述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憧憬的。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提出和宣扬，仍可上溯到林则徐。这就是他所说的“三占从二”。林氏在其主编的《四洲志》中写道：美国设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国会）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数百年来，育奈士迭（美国）遵成富强之国。……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③文中对美国民主制度虽未置可否，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了赞赏之情的。继林则徐之后的魏源对此加以发挥。他在《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对于美国总统制的“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的制度，称之为“公”；对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听从群众的意见和“三占从二。舍独狗同”少数服从多数等做法，称之为“周”。“公”与“周”，都是肯定语，都是赞同的口吻。他虽没有说出、也不敢说出中国的君主专制不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但他却给予了“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①的称许。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弱之中的主张，虽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林则徐的撤职流放而未能付之实践，但作为一种对外开放、欲求改变中国封闭落后的思想，还是在继续发展着，在19世纪40—50年代形成为一种思潮。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留心洋事，对西方国家了解认识的著作，不断出现。1844年梁廷畲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纪行》，1848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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