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究其制器造术之本原，何由致用？”①以上事实表明，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做对外交涉中的译员，还是做科学技术等图书的翻译，都有御外侮的目的。这个目的尤以后者最为突出。左宗棠对此有很明确的见解。他所办求是堂艺局，在教习外语的同时，将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课程列为必修课，一反“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的陋规，他认为没有广博深邃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有所创新，只能停止在模仿上，而模仿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左氏自豪他说，他的外文与科技知识并重培养人才的方针，将来在技艺方面不仅可与西洋并驾齐驱，且有可能驾而上之。这样，“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彼族无所挟以做我，一切皆自将敛抑”②了。左氏虽把西洋科学技术学到手一事看得太简单容易，但他的外语、科技并重的方针是对头的，这是他御外侮迫切心情的表露。
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适应形势需要而设立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首推北京的京师同文馆，继之而设的是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现从京师同文馆谈起。
京师同文馆是在原俄文馆基础上扩建起来的。旧设的俄文馆并未取得多少成效，奕等人认为，俄文学馆久已“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俄语，对此除加以整顿而外，应改设同文馆，增加英、法语言文字专业，这是因为英法交涉事繁，急需通晓英、法语言之人的缘故。原来的俄文馆人数为24名，改设同文馆后仍不逾此数。这就是说学俄文者减少，以便将名额让给学英、法文者。英法文教习本拟在上海、广州两地聘请，饬令该两处地方官“各派二人来京差委”，并令他们“携带各国书籍来京”③，但广东方面“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①于是聘请威妥玛推荐的兼通汉文的英人包尔腾为英语教习。随即于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开馆②。次年春，由法国哥士耆推荐司默灵为法文教习。由于司默灵是传教士，总理衙门初不谓然，嗣见司默灵“尚无传教士习气，因与切实言定，若到同文馆，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可见清政府对于传教士是很警惕的。至于俄文教习，由俄使巴留捷克推荐的向充俄馆翻译的柏林担任。英、法、俄各文馆均设汉文教习：英文馆汉文教习为徐树琳，俄文馆为八旗教习杨亦铭，法文馆为张旭升，他们于1863午陆续到任。洋文教习与汉文教习薪金悬殊极大，洋教习年薪库平银1000两，汉教习月给8两，年共96两，相距10倍以上。这是因为“外国教习非厚给薪水无人愿来充当。”③这在迫切需要外语人才的情况下，是应该允许的。同文馆的学生来源，是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13～14岁以下者4—5人。当时实际挑取的人数是20名，“除已传十名外，记名人数无多，将来传补将次完竣，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十五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酌量录取，挨次传补。”④说明清王朝在培养新式洋务人才中，注重在满州贵族亲信中挑选，从这一事实可看出清政府对洋务事业的重视了。然而，在改革开放起步的19世纪下半期，在汉族洋务官僚握有实力的情况下，满族贵族垄断新式人才的培养的企图，只能成为泡影。它首先被李鸿章打破了。
与京师同文馆设立的同时，江苏巡抚李鸿章亦奏请在上海设立类似的学馆，清廷也命令广东设语言文字学馆说：“总莲衙门固为通商纲领，而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饬广州将军库克吉泰、两广总督晏端书仿照办理。并郑重强调：“此事为当今要务，……务当实心办理，不得视为具文。”又进一步指明具体办学方针说：选“资质聪慧，年在十四岁内外，或年在二十左右而清、汉文字业能通晓，质地尚可造就者，一并拣选。延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并令仍习清语；厚给廪饩，时加考查。倘一、二年后学有成效，即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俾有上进之阶。”①此上谕的内容比之京师同文馆：（1）年龄放宽到20岁左右；（2）强调继续学习清文的必要性；（3）明确了洋文学有成效保证“授以官职”，以示鼓励。
从“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一语看，清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更着重沪、粤两地的方言馆。这一点李鸿章在筹办之初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行之他处，犹一齐人傅之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庄岳之间之说也。”在洋人、买办荟萃的上海、广州办外语学馆，远比北京及其他地方条件有利是明显的；其次，单靠京师同文馆的学员来兼顾沪、粤两地的中外交涉事件是有困难的。故李鸿章说：既然广东、上海两口的交涉事件转多于总理衙门，“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惟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②。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也可看出李鸿章想打破清廷对新型人才培养的垄断权，这是完全必要的。
非但如此，李鸿章已认识到培养外语人才除为中外交涉之外，还为引进科学技术知识创造条件。他在筹办广方言馆之初即强调这方面的作用说。
“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稗助。”②从李鸿章这段话看，识见远超出奕等人之上。其一，把学外语与阅读和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联系起来；其二，把学外文、科技与“自强之道”联系了起来。这种见解出自1863年春间，据我所看到的同类意见，还没有比李氏早的。这也许是由于他处于“庄岳之间”的上海，而又正在身体力行地实地办近代军用工业，因而较早体会到学习外语和引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迫切感的缘故。
李鸿章办上海广方言馆在选取学生上还有与同文馆不同的地方。其表现：一、“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入馆学习。这里强调“近郡”，就打破了从八旗子弟中选取的规矩；二、“其候补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由同乡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结，送局一体教习，藉资照料，学成后亦酌给升途，以示鼓励。”①小官可以入馆学外语科技，这也是一个创举。这应认为是奕等于1866年请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的措施的先声。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3月开馆，冯桂芬为之拟订章程12则，招正附课学生各40名，4年毕业。聘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为西文教习；华文教习则有徐雪村、华若汀诸人。王韬记其事云：广方言馆“延西士之学问充裕者为之教习，而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三阅月一行考核，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逼商衙门司理繙译，承办洋务。……果其才能出众，则督抚登诸荐牍，调京察验，授以官职。”②这就打破了从正途选官的惯例。广方言馆于1870年移附于江南制造局内书院，成为该局翻译馆的核心。
继上海之后，广州方言馆于1864年7月3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开馆。清政府派镶黄正白旗汉军协领王镇雄为提调，汉军防御谈广枬、候补县丞汤森为馆长，江西南丰县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子登）为汉文教习，聘美人谭顺为西文教习。学生数额为20名，在广州驻防的满汉八旗向习清书翻译子弟中，拣选资质聪慧年在20左右者16人，另择汉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4人。此外，“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愿入馆附学，亦准公正官绅保送入馆，一律训习”，这种“附学”者，限定10名①。以上说明广州方言馆在选学生上，没有上海馆广泛，是仍以八旗子弟为主的。
1879年，“因遣使各国及办理公事急需法文，而布国交涉事件近亦不少”，因添设法、德二国文字学馆，在原20名英文学生中，“择其学有成效者十名分拨法、布二馆，每馆另挑质性聪颖兼晓清、汉文义者五名”，“三馆俱以十名为额。”合共30名。每馆可招收附学生各5名。除原英文馆10名学生学法、德文的同时仍须定期复习英文外，其他学生只须专习一种文字②。这个教学原则还是对的。但比之上海广方言馆在学习语言文字之外必须学习算学等科学知识来说，就显得不足了。
广州方言馆的教习、学生待遇，都优厚于京师同文馆，汉文教习年薪480两，另给纸张笔墨书籍等项银每月4两，饭食日给120文；洋文教习年薪1200两，另给纸张笔墨银每月16两。学生每月各给3两膏火银，另有桨赏银等补贴。
京外同文馆除上海、广东外，东北珲春于1887年3月25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设立“繙译俄文书院”。此为“因地制宜，诚为当务之亟”之举。因“珲春、宁古塔、三姓三城，与俄界接垠，交涉事繁，各城当差人员，于俄请、俄文未能熟悉，每遇往来照会，多有隔阂误会。”③故必须设立“繙译俄文书院”。
其他如台湾于1887年也设立了西学馆和另一些地方设立类似的学习语言文字学馆。那些学馆大多是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兼习外国语言的学堂，与同文馆性质有所不同。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京师同文馆设立不久，即有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兼学西洋格致之学的倡议，清廷亦有广求格致人才以充实同文学馆的意见。于是，总理衙门奕等人在同文馆开馆三年之后，即想提高其效果和扩大学生知识领域：一方面派员到国外去走马观花般地增长见识，如1866年乘赫德回英休假之便，清政府派同文馆学生两人随同前往，“一览该国风土人情”，由曾任知县并随赫德办理文案的斌椿带往；另一方面，为作在同文馆内培养格致人才的准备，奕与创办机器局急需科技人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反复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①乃随即将培养格致人才付诸实践。现将此过程简述之。
1866年春郭嵩焘即向清廷上《保举实学人员疏》的奏折，强调“方今要务，莫急于崇尚实学，振兴人文”。他在所举的10余人中，认为“专精数学”的南海生员邹伯奇、与“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浙江诸生李善兰，应同置于同文馆，以便与洋教习一起讲习讨论。①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奕等于同年12月，向清朝廷提出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请求。他说：“开馆求才，古无成格。惟延揽之方能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②他把天文、算学等科学知识看作是机器制造的“根本”，这是抓到要害处的。奕的请求得到清廷的认可。学习内容既有较大变化，所招学生条件也因之而与学语言文字者有异。一是“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一是“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奕坚信：“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③这是一个大胆而有坚定信心的改革，生源从八旗幼童改为“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和“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各官”；从14岁内外改为20以外。这种改革，很鲜明地表现了一个战略意图。这个“意图”，显然是为了使所培养的新型人才可以马上肩负重大责任，否则是没有必要这样改变的。这是一个很可嘉许的在培养人才上的大跃进。
然而，在把西学视为异端的顽固守旧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当时，居然要招收有高级学衔甚至有五品以下官衔的人，来京师圣地学习“奇技淫巧”之学，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一时遭到了很多的非议和攻击。“非议”和“攻击”主要有以下三点：（1）此举为不急之务。认为轮船租赁，洋炮购买，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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