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 （2）“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3）“师法西人为耻”。其他还有“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等谬论。奕毫不示弱地与以驳斥说“此皆不识时务”之论。指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徹其源，法既明而用将在我。”前者为“权宜之策”，后者为“永远之谋”。怎么可以说是“不急之务”呢？奕进一步批判所谓“师法西人为耻”说：“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西洋船炮等技术先进，日本这样的小国，尚知发愤学习，“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这些批驳是很有力的。但奕等人对于“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一说的批判则是无力的，只是说：“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不过西人“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倘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这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惯技，“古已有之”的老调，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学西学的阻力，究不足取。至于对“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的还击，奕只是说“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④这是“匠人”与“儒者”分别任“体”“脑”之责的观点，向顽固派妥协倾向是明显的。
然而，奕的教育改革思想还是坚定的，他酌拟《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其中特别强调：（1）“专取正途人员”，并将“前议专取举人、恩、拔、副、岁、优贡及由此项出身人员，今拟推广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为什么招收这种人？理由是他们“研经有索，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为了把这些人引进同文馆，又相应地把年令放宽至30岁。不仅如此，还规定：如果平时对于天文、算学研究有素，自愿来馆学习以精其业者，年令可以不拘，即还可以大于30岁。（2）“请优加奖叙以资鼓励”。奕认为，这些人“学习三年，试居高等，足见其平日用心勤苦，始终不懈，自应格外优奖，以为后之留学者劝。”并提议“此项人员，均准备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以示鼓励而广招徕。”其他还有厚给薪水等优待，除供给饭食外，每月给薪十两，使其“年顾无忧，而心益专一矣！”
从以上那些规定看，奕显然是要培养具有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干部队伍，以改变官吏的结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充当各级官吏，才能使洋务路线和各项相应的政策便于推行，才有利于洋务事业的发展。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的措施。而这，必然遭到顽固官僚们的反对和攻击。
以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打头阵，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批高层官僚也赤膊上阵。他们集中攻击招收正途有功名者入馆学习科技知识一项。张盛藻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认为天文算学馆“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少年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①张盛藻这种顽因守旧观点，在一片办洋务的热潮中，很自然地遭到清廷“着无庸议”的否定上谕。倭仁不甘心失败，他除申述张盛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那些陈词滥调之外，着重渲染“师事夷人”的危害。他说：用“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它将于“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且“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如果实在需要天文数学人才，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许之多，“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等总署大臣针锋相对，指着倭仁的名字驳斥道：臣等之所以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士大夫入天文算学馆学习，其故有二：一是正途出身人员均为“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学习西学不至于“不加拣择”，被“洋人引诱误入歧途”；二是学士大夫对今日局势均痛心疾首，均有如倭仁所说的“夷为吾仇”的心情，他们“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谓当求其实，试问当求之愚贱之人乎？抑当求之士大夫乎？”这种反驳是很有说服力的。倭仁的正途出身人员不能“师事夷人”的论点，正成了奕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西学的依据。奕的驳斥并不停止在这个水平上，他在以倭仁攻击之道还治倭仁之后，转为进攻说，我们认为当今之局势，只有没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创办和发展轮船航运、机器制造等工商业，才能自强。如果倭仁“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①至于倭仁所说中国亦有此种人才，那很好，“内外臣工先后二十余年所求而弗获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清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②可是，当清廷真的下旨饬倭仁照此办理时，倭仁只好认输，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前议不过“以理度之”而已。同文馆既不能中止，“则奴才前奏，已无足论。”③此后虽有通政使于凌辰、左都御史灵桂、候补知州杨廷熙等人顽固无知的胡言乱语，但都未起什么作用。杨廷熙且遭到廷旨申斥。
招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学习之争，经过两个回合，以奕等人告捷，倭仁认输而告一段落。但这不等于就能付之于行动了。在奕等人与倭仁的论争过程中，社会上街头巷议极多。有的人写联语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也有的人粘纸条于同文馆门前，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①一时间竟掀起了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的浪潮。诚如奕所说：“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使添设的天文、算学馆“无复有投考者”。奕无可奈何地慨叹说：“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也！”②奕对于“失人心之道”的原因，还是找对了的。
应该看到，这场斗争，是革新与守旧之争，是学习、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与坚守落后生产力之争。奕与倭仁虽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都主张“中学为体”，但从社会发展看，他们之间还是有是非之别的。以倭仁为代表的一派人观点是要使中国永远落后下去，以奕为代表的一派人的作法，是要使中国变落后为先进。我们不能因为奕一派人站在维护清王朝反动专制统治的立场，而一概否认其变革的主张。历史上的人物，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而采取必要的变革手段，从而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者不乏其例。
由于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对天文算学馆开办的倡议进行阻挠，正途人员投考者寥寥无几。奕等经过磋商，不得不放宽投考者的条件，以扩大生源。其原则是“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奕说：“此举既不能如初念之所期，不敢过于拘执，因页一律收考。”③但第一次招生，投考报名者98人，实到72人，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考试，酌取30名（一说31名）。由于考生质量低劣，次年再行复试，“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留馆学习者10人而已，最后学成者不过5人。于是不得不令该生等与“旧在同文馆年八旗俊秀同在一馆，俾资探讨。”①实际上，所谓天文、算学馆是不存在了。于此可见洋务改革阻力重重，每前进一步，那怕是极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守旧理学家虽然认输了，但以奕为代表的革新教育的主张也没有成功。其原因之一是与西太后不坚决支持奕的改革有关。西太后虽然对倭仁也有不满意之处，认为倭仁“见识拘迂”，借斥责天文、算学馆之反对者杨廷熙之机，指谪倭仁“失大臣之体”，“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②等等。但她的统治地位更与坚守正统忠义的倭仁息息相关。由此可见，改革的进程与程度范围，还得惟握有实权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马首是瞻！
四、各主要同文馆发展简况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设立时，本在旧学宫西边，到1869年（王韬记为1870年）移附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其后的情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广东方言馆到1880年设实学馆后，实际没有什么发展。从成效说，上海同文馆较为好些。例如，1868年输送到总署去的严良勋、席淦、汪凤藻、汪远焜、王文秀等5名学生，经过考试，“令以算法商除、归除及勾股弦和较诸法，逐条讲论，嗣以汉文照会饬繙洋文，并令以洋文照会译成汉文。该生等于算法颇能通晓，即繙译汉洋文字亦皆明顺，均无舛错。”③但京师同文馆却不然，由于学生来源品杂不一和教学不够认真等原因，成绩不佳，以致于到中法战争前夕，“开馆多年，而通晓洋文、汉文者寥寥无几，殊属有名无实。”①而肄业于天文算学馆者，“十余年来索隐探微，穷格奥窔”，于所学仅“渐能通晓”而已。于是，从1885年起各馆从事整顿，又由于形势需要而扩大其专业范围。兹述其简况如下：（1）推广招生。鉴于原规定：“由满汉八旗咨取十三、四岁以下幼丁”，年幼学浅，“于汉文义理本未贯串，若令其以洋文翻译汉文，功夫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更恐博而不专，迄无成就。”乃改为凡满汉年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均准投考，“试以策论，择其文理可观者录取，……庶可事半功倍，有裨实用。”另外规定：“满汉之举贡生监，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西国语言文字，不拘年岁，准其取具印结图片，一律收考”。奕等总署首领认为“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这些人智力不在西人之下，“倘能专精务实，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实非浅鲜。”②用上述办法出示招考后，报名踊跃，应试者竞达394名，远超1867年那次招生实到72人的5倍以上。这一方面固由于招生办法有所改变，但主要原因是经过近20年洋务活动，人们对西学认识有了颇大提高的缘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七、八等日分期考试，“取其文理通顺及粗通天文、算学、化学、洋文者”，经过初选和复试，录取汉文80名，“幼童虽未全篇而文理明顺者”10名，天文2名，算学12名，化学3名，翻译洋文1名，共108名③。
（2）完善规章扩大规模。经过多年实践，清廷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规定了正副提调、教习的职责，教职学员的管理体制和工薪待遇。章程体现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倘有学生不往学汉文者，即由帮提调将该学生惩办”。甚至洋人礼拜天，学生也必须到馆学汉学，《堂谕》指出，“每逢外国礼拜之日，该学生等即不照常到馆学习汉文，殊非认真用功之道。”④同样对于学洋文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续增条规”中规定，“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指明“近来有一人兼习数艺者，难免务广而荒，且有不学洋文洋语，仅习别艺，殊失当日立馆之本意。”于是明确规定在洋文洋语通晓后始可兼习别艺，而且“只准兼习一艺。”①其规定的课程如表（见下页）。
在章程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同文馆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扩充。首先添设纂修官。这是因为“不特西学条理亟待研求，抑且记载纷繁，尤资编撰。”②乃酌照方略馆之例，于1886年6月，添设纂修官两员，以席淦、汪凤藻充之，后以汪氏被调出洋，改补贵荣担任。该两员主要从事对译就之书进行删校润色的工作。不久，复设立翻译处。之所以设翻译处，是因为总署“办理交涉事甚繁，翻译尤为紧要，”乃添设英、法、俄、德文翻译官正副各一员。这些译员的条件，“必须于外洋情形阅历较深者，……曾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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