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文化研究论文选（2001-2011）

　　冯盈之，红帮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所谓红帮文化，是指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批宁波裁缝率先掌握了做西服的技术，给当时来中国的红头发外国人做西服，这批工匠被称为“红帮裁缝”。“红帮”在百年传承中，扮演着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开拓进取的重要角色，积淀了“敢为人先、精于技艺、诚信重诺、勤奋敬业”思想底蕴，已经成为“新红帮人”乃至整个中国服装业的文化灵魂。而在担任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红帮文化研究所所长之前，冯盈之是该院人文学院院长。她说，这个研究所所长是“被逼”上岗的。之前她对红帮文化没有太深入的了解，可谓是“门外汉”。期间，她通过收集资料、走访，潜心学习，做各项报告，研究课题，让她对红帮文化有进一步了解。她说：“红帮文化，本身是宁波的地域文化、专业文化，也属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接触了更多资料后，让我对这些人、事、物乃至老店更加的敬佩。”讲台上，冯盈之是一个风趣幽默的老师；科研上，她是一位孜孜不倦，不断追求成果的研究者；生活上，她是一个积极乐观、热爱家庭、热爱生活的好妈妈。在寻找中收获俗话说：“山是一步一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在写《宁波服饰文化》这本书的时候，冯盈之教授遇到了资料少、材料零碎、框架难打、地域跨度较大……等等诸多的问题。毕竟，关于宁波服饰文化内容可以参考的还是较少的，可谓是“前无古人”。但是，在短短的10个月内，她通过自己过硬的人文底子，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各方人士的帮助，终于完成了研究撰写。2010年由她申报的《宁波红帮裁缝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研究》被列为浙江研究工程“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项研究立项课题。这是实现红帮文化建设省、部级立项的重大突破。在去年10月，宁波市社会科学界首届学术年会上，《从宁波民谚探析“红帮”形成的文化生态》，入选优秀论文，被收入《宁波市社会科学界首届学术年会文集》，并在“历史·文化·软实力”专场报告会上作专题报告。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批宁波裁缝率先掌握了做西服的技术，给当时来中国的红头发外国人做西服，这批工匠被称为“红帮裁缝”。“红帮”在百年传承中，扮演着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开拓进取的重要角色，积淀了“敢为人先、精于技艺、诚信重诺、勤奋敬业”思想底蕴，已经成为“新红帮人”乃至整个中国服装业的文化灵魂。红帮裁缝源自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服饰文化。清末民初，帝国列强大举入侵，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洋人簇拥、洋行林立，一时间，西装在洋行职员乃至富家子弟之间猛然兴起，成了身份和财富的眩目标记。于是，一部分迫于生计的本帮裁缝（中式裁缝）不得不放弃长袍、马褂、对襟衣，改做西服。当时，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人”，为外国人服务的行业都要加上“红帮”两字。“红帮裁缝”的称谓由此而起。 红帮裁缝的发祥地在奉化江两岸，孕育于上海，发迹于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天津、汉口和青岛、济南、南京、苏州、重庆等20余个城市。据《奉化县志》、《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海市大观》等文献所载，1896年，曾到日本学过艺的江良通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和昌洋服店”。同样在日本学过艺的王睿谟于1891回国返乡，带其子王才运到上海做“包袱裁缝”，1900年创办“王荣泰”洋服店。 红帮的崛起离不开宁波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宁波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传统。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原本以“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乡间工匠开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别故乡，四出探寻新的生活出路。这些因素催生了红帮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上海红帮裁缝王睿谟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做过中国式西服；二十世纪上叶，上海红帮裁缝名店“荣昌祥”和“培罗蒙”等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做过一大批中山服和军服；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红帮名师为陈毅市长等上海市领导做过西服、中山服；1956年迁京的北京红帮服装店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做过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个多世纪来，红帮裁缝技艺共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当时宁波裁缝合计250余人；二、20世纪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共400余人；三、20世纪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时，红帮裁缝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及山东、东三省、南京、汉口、长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万余人，他们依赖自身的手艺，借鉴西方的工艺，在量、算、缝、试中运用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和“推、归、拔”原理，久而久之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