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秠'。诞降者，天降之也。许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汉任城县产秬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秠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黑禾。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空径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又按《汉书》，分、寸、尺、文、引本起黄锺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锺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曰黄锺之龠；施於权衡，则曰黄锺之重；施於尺，则曰黄锺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於黄锺，此尺之为非是，三也。又按《汉书》言龠，其状似爵，爵谓爵盏，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鬴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壁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尺壁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同谓之度尺。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十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十寸尺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积实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积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庣九釐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钧，声中黄锺；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锺。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今无大小厚薄，而一以黄锺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钜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锺为率，而无长短薄厚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者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釐六毫执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外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而中律与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於律，然後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於政令不已大乎。"元祐初，镇用房庶律法，上所定乐，下诏褒美。杨杰言："按《尔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法律有用秬黍之文，无用秠之说，以为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闻也。镇所造铜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上三下二，与汉制符矣。《汉志》：'量，声中黄锺，始於黄锺，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声中黄锺，覆斛亦中黄锺之宫。'臣叩镇所造铜量，其声不与黄锺合，则非汉制也。黄帝命伶伦断竹节两间，听凤之鸣以为律吕，此造律之本也。初无用黍之法，至汉制乃有用黍之制。镇以为世无真黍，乃用大府尺以为乐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实下旧乐三律矣。其可用乎！'镇乐律卒不行。
司马光君实与范镇景仁往反论锺律书 君实书云："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於黄锺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误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絫黍为尺，纵置之则太长，横置之则太短。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则大其空径四釐六毫，是以乐声太高。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锺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长一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径，数合则律正矣。景仁比来盛称此论，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积古之谬，袪一世之惑。光窃思之，有所未谕者凡数条，敢书布陈。若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汉书》，异於今本。'夫按絫黍求尺，其来久矣。生所得书，不知传於何世，而相承积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众曾不寤也。又，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将安施设？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不宜如此冗长也。且生欲以黍实中，乃求其长，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孔子称'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则为新尺一丈二尺，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权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絫黍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与黍，无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谓不然。夫所谓律者，果何如哉！乡使古之律存，则龡其声而知声，度其长而知度，审其容而知量，校其轻重而知权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於度与黍，将何从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谓制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虽亡，苟其一存，则三者从何推也。"又谓："後世器或坏亡，故载之於书，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变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将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量其多少则谓之量，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然量有虚实，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难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锺之律，是则律生於量也，量与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将何择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径三分，围九分。今新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从出邪？'光谓不然。夫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径七分者，围二六有二分也。古之为数者，患其空积微之太烦，则上下辈之所为三分者，举成数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体圆，其中岂无负戴死空之处？而欲责其丝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一千二百黍积实於管中以为九寸，取其三分以为空径，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絫黍之法校之则合矣。若从生言，度法变矣，而量法自如，则一斛之物，岂能满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权衡皆以一千二百黍为法，何得度法独用一黍？'光按：黄锺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量与衡据其容与其重，非千二百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为分，无用其馀。若数与声，则无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乐太高。'太常黄锺適当古之中吕，不知生所谓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开元之中吕邪！若开元之中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邪！笛与方响，里巷之乐，庸工所为，岂能尽得律吕之正？今欲取以为法，考定雅乐，不亦难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景仁复书曰："一君实曰，《汉书》传於世久矣，更大儒甚众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谬为脱文以欺於镇也。是大不然，镇岂可欺哉！亦以义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阙文，《礼记》、《玉藻》之脱简，後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亦以义理而知之也。犹镇之知庶也，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理义哉！又云：'一黍之起，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长几何，未知其空径几何，未知其容受几何，岂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间哉！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满，故曰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岂得为冗长乎？若如君实之说，以尺生律，《汉书》不当先言本起黄锺之长，而後论用黍之法也。若尔，是子骏、孟坚之书不为冗长，而反为颠倒也。"又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实之意，以积为排积之积，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夫积者，谓积於管中也，广者，谓所容之广也。《诗》云：'乃积乃仓'，孟康云：'空径之广'是也。"又云，"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今者，三分四釐六毫，其围十分三釐八毫，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汉书》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谓以九分之围，絫九寸之长，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围分之法既差，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姑试验之乃可。"又云："权衡与量，据其容与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为分，无用其馀，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权衡则由黄锺之重，施於量则由黄锺之龠，施於尺则由黄锺之长，其实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汉书》正文也，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岂得谓尺生量邪？"又云："庶言太常乐太高，黄锺適当古之中吕，不知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开元之中吕邪？若开元之中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无复议也。"又云："方响与笛，里巷之乐，庸工所为，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而不知律与声之同也。亦无复议也。就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为律吕，无忽微之差，乃黄帝及仲尼也。岂直后夔、开元之云乎？《书》曰：'律和声。'方舜之时，使夔典乐，犹用律而后能和声。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为適然，而欲以求乐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君实书又曰："近於梦得处，连得所赐两书，且云铸周鬴汉斛已成，欲令光至颍昌就观。周室既衰，礼缺乐弛，典章亡逸，畴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夏》、《韶》、《护》不传乎人，重以暴秦焚灭六籍、乐之要妙，存乎声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难。自汉以来，诸儒取诸胸臆，以臆度古法，牵於文义，拘於名数，校竹管之短长，计黍粒之多寡，竞无形之域，讼无证之廷，迭相否臧，纷然无已。虽使后夔复生，不能决矣。彼周鬴出於《考工记》，事非经见，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汉斛者，刘歆为王莽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复改其形制，恐徒役心费铜炭而已。"
按：古人言律为万事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声，度以审度，量以嘉量，衡以权衡。度有长短，量有小大，衡有轻重，虽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声，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则虽贤哲之士不能遽晓。盖四者之中，议律为难，度或长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轻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阙者。然以四海九州观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来观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盖随世立法，随地从宜，取其適於用，而初无害於事，固不必尽同也。至律则差之丝忽，不能以谐声。声不谐，不足以为乐；乐不和，不足以致治。盖四者之中，制律为尤难。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丝竹，伶伦之管，京房之准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编钟、编磬、鎛钟、虡磬之属是也。虽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笔不能书。假如有人与后夔、伶伦并世而生，亦岂能尽得其叶律和声之法乎？後之儒者病乐之不和，议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絫黍，或求之古之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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