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孙入侍。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者，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以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不驰驿。经覆而决者，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杻校、粮饷，治不如法者。
十六年，诏："盗贼之作，为害最深。州县官人，多求虚誉，苟有盗发，不烦陈告；乡村长正，知其此情，递相劝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论，先劾物主，爰及邻伍，久婴缧绁。有一於斯，实亏正化。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连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所请。"给事中崔仁师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高宗即位，诏律学之士撰《律疏》。又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颁格》。龙朔、仪凤中，司刑太常伯李敬元、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刊正。
赵冬曦上书言："臣闻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馀条。近者，隋之奸臣将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贾谊见之，必为之恸哭矣。立法者，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哉。臣请律、令、格、式，复更刊定其科条，言罪直书其事，无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则相率而远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虽贵必坐，则宇宙之内，肃肃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书》曰：'刑期於无刑。'诚哉是言！"
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滥，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而法吏以惨酷为能，至不释枷而笞捶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条，犯者皆至死而杖未毕，乃诏："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条，自馀四十七条，并宜停。"然无益也。
武后时，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等又删武德以後至於垂拱诏敕为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书令韦安石又续其後至於神龙，为《散颁格》。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时有飞骑十馀人饮於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卢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馀以知而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於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按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於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字。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谷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每有赦令，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中外畏此数人，甚於虎狼。又置制狱於丽景门内，入是狱者，非死不出，人戏呼为"例竟门"。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致堂胡氏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时，其技与其具，皆非人理，盖出於佛氏地狱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说自南、北朝澜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狱者，何独言武后之时效之也？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形於绘画，则人人得见。而惨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阎立本图地狱变相，至今尚有之，况当时群僧得志，绘事偶像之盛，从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谓治鬼罪於幽阴间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长寿元年，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仁杰密裂衾帛书冤状，令其子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安甚，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於西，使綝视之；綝不敢视，唯东顾唯诺而已。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綝奏之。乐恩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悟，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於是出此七族，俱坐流贬。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恩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赏，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恩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馀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陷善思，坐流贬。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以为："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原，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彀，摺膺签爪，悬髪薰耳，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雠，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
太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曏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元忠前後坐弃市流窜者四。尝侍宴，太后问曰："卿往者数负谤，何也？"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元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著《开元格》。其後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宋璟著後格，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初，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增损之。
十年，前广州都督裴伸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兵部侍郎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巡边，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今伸先亦不可轻，不宜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臣，时来则为。若贵臣尽当受杖，但恐吾辈行当及之。此言非为伸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徵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牙爪，使之执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陈政敏《遁斋闲览》言：杜子美'脱身簿尉中，始与箠楚辞'，韩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箠楚尘埃间'，杜牧之'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羌勷，一语不中治，鞭笞身满疮'，谓唐时参军、簿、尉有过，不免受杖。鲍彪谓'详考杜、韩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惊见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处事卑陬，何况亲犴狱，敲榜发奸偷。此岂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广记》载李逊决包尉臀杖十下，及《旧唐书》于頔为湖州刺史，改苏州，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则鲍论亦未当。"
按：以裴伸先之事观之，则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又张士贵、宋璟所监莅者，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则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敕依。其应徵赃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时，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自今以後，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叶从宽，俾在不易。"
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有二十四人，几於刑措矣。以实论之，元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诱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是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三十三年，殿中侍御杨汪为张瑝等所杀。先时瑝父张审素为嶲州都督，人告其赃污，制遣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审素坐斩，籍没其家。时瑝及弟琇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谋伺便复雠。三月，手杀万顷於都城，系表於斧，言父冤状；欲之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至汜水，为有司所得。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复父雠，宜加矜宥；张九龄亦欲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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