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议条。十世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不弃，平典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疋止当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後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定为元勋，恩倍常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遂决杖一百，配流。
张瑝为父复雠杀杨汪事。
肃宗至德二年，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不即行下，上表，以为："去荣无状，杀本县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若纵去荥，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亦能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诛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之舍去荣而诛其馀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顺於彼，乱於富平而治於陕郡，悖於县君而不悖於大君欤！伏惟明主全其远者、大者，则祸乱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议之。太子太师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而小人得擅杀，是臣下之权过於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伎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於律，杀本县令，列於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邪！今陕郡虽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家国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
德宗时，诏中书门下选律学之士，取至德以来制、敕、奏谳，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
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执雠杀人，自投县请罪。敕："复雠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於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献《复仇议》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徵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仇，见於《春秋》，见於《礼记》，见於《周官》，见於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详於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於圣人，然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宁其义於经，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於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也。如百姓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於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者，书於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於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於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礼》所称，将复仇，先告於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为断於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准律，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辜内死者，依杀人论。宗元《上桂管观察府状》："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断手方追於深衷，周身不遑於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去全微命，以慰远黎。"
穆宗长庆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准京兆府申，雲阳力人张涖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宪徵理之，涖乘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涖角觝力人，不敢挥解，遂持木锸击之首见血，後二日致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则买得合当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开教化。今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涖是心切，非凶。以髫卝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职当谳刑，合申善恶。谨先具事由陈奏，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长庆二年，白居易上言："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寺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伤损，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己死，何名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又按《律疏》云：'不因斗争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斗争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殴死者，谓事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藉，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後，以物殴杀，即曰：'我因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况阿王既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伏以狱贵察情，法须可久。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人者从今得计。"奉敕："姚文秀杀妻，罪在十恶，若从宥免，是长凶愚。其律纵有互文，在理终须果断。宜依白居易状，委所在重杖一顿处死。"
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论。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等奏："准《名例律》：'诸断罪而无正条者，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云：'断罪无正条，谓一部律内，犯无罪名者。'准《杂律》：'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事理不可为者杖八十。'疏云：'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此条。其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
其年七月，洺州平恩县百姓高弘超，其父晖为乡人王感所杀，弘超挟刀杀感，携其首自陈，大理寺以故杀论。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殷梦复曰："伏以挟刃杀人，按律处死；投狱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既遂报仇，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视死如归。历代以来，事多贷命。长庆二年，有康买得父宪为力人张涖乘醉拉宪气息将绝，买得年十四，以木锸击涖，後三日致死。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度情之义，宜减死处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悦杀父之仇，投县请罪。敕旨：'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请罪，自诣公门，发於天性，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宜减死。'方今明时，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须归极法，实虑未契鸿慈。"奉敕："可减死一等。"
长兴二年四月，大理正剧可久奏："准《开成格》，应盗贼须得本赃，然後科决；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杀论。臣请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无故，即请减一等。别增病患而死者，从辜限，正贼，减本罪五等。"中书门下覆奏："今後凡关贼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杀论；无故，减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验分明，如无他故，虽辜内致死，亦以减等论。"从之。至晋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奏："据《刑法统类》节文云：'盗贼未见本赃，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减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或景迹显然，支证不谬，坚恃奸恶，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终是平人，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一等。'臣按上文云'有故者，以故杀论，'此即是矣。其无者，亦坐减一等罪，即恐未当。假如官司或有刑狱，未见本情，不可全不诘问。据言有故者，则是曾行拷捶及违令式，或粗枷大棒，疆相抑压，以此致死者，并属有故；无故者，则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又不违法律，亦不坚有抑压，此则并属无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旧患疾病。推勘之际，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减等之罪。又据《断狱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此云无故，却令坐罪，事实相背，理有未通。请今後推勘之时致死者，若实无故，请依邂逅勿论之义。"详定院奏："臣等参详，若违法栲掠及託法挟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杀论。若虽不依法拷掠，却非託法挟情以致其死，而无情故者，请减故杀一等。若本无情故，又依法栲掠，或未栲掠，或诘问未诘问，及不抑压，因他故致死，并属邂逅勿论之义。"从之。
按：有罪者拘滞囹圄，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悯。然既曰盗贼，则大者可杀，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过矣！
宋太祖皇帝开宝三年，诏诸道州府，应大辟罪决论，录其案，朱书格律、断辞、禁仪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委刑部覆视。
五代用兵以来，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杀人，朝廷务行姑息之政，多置不问，刑部按覆之制遂废。至是，乃有是诏。又，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人死罪，除名，流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
五年，陕州言：民范义超，周显德中，以私怨杀同里人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脱走得免，至是长大，擒义超诉於官。有司引赦当原，上曰："岂有杀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论？"即命斩之。
太宗兴国二年，泾州言：定县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断其喉而杀之。下诏曰："刑宪之设，盖厚於人伦，孝慈所生，实由乎天性。矧乃嫡继之际，固有爱憎之殊。法贵原心，理难共贯。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并以凡人论。"
九年，凤翔司理杨酀、许州司理张睿并坐掠治平人及亡命卒致死，大理处酀等公罪，刑部覆以私罪。诏曰："法寺以酀等本非用情，宜从公过议法；刑部以其擅行掠治，合以私罪定刑。虽所执不同，亦未为乖当。国家方重惜人命，钦恤刑章，岂忍无辜之人死於酷吏之手！宜如刑部之议，自今诸道敢有擅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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