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耉，养老乞言"。此又吾所谓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义也。即三者而观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汉氏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後於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诗序》为孔子作，初无据，口耳之传也。惟《隋 经籍志》以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卫宏润益之。今定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传之，是亦尝经孔子所取，亦何伤乎。大抵古书未有无序者，皆系之於篇末，盖以总其凡也。今《书》有序，孔安国以为孔子作，自安国始，迁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辞，王辅嗣迁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扬子雲《法言》，皆其遗法。况《诗》皆记其先王之政与列国之事，非见其序，盖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虽圣人，人事之实，亦安能臆断於数百载之下，犹之《春秋》，必约鲁《史》而後可为，郑忽与晋文公出入晋、郑，不以告，鲁《史》所不得书，则孔子不能强笔而削之也，而谓卫宏能之，可乎？所谓卫宏从谢曼卿受学而作者，范晔之言尔。据史，毛公，赵人，与河间王同时，三传而为徐敖。初无谢曼卿者，独《东汉贾逵传》言"父徽，学《毛诗》於谢曼卿"，"至显宗，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同异"。盖汉自中兴後，《毛诗》始见，郑康成与卫宏略先後，岂有不知，而以宏之言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谓古者凡有是诗，则有是序，如今之题目者，故太师陈之，则可以观风俗，遒人采之，则可以知训戒，学者诵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删《诗》，既取其辞，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为之，则於理为近矣。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後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於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寘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於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後。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於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後，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後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於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於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於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 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於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会书史，依託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为不遇於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後人之罪，不可掩矣。盖其偶见此诗冠於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後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时世之先後，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书疑於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辩。又论《桑中序》曰：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其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说，已略见本篇矣。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於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後为刺也哉。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也。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颜渊之问，於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辞，而使之合奏於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鉴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於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邪！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邪？曰：大序指《柏舟》、《绿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於此耳，非谓篇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经，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於《诗 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於《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读《清庙》者，深味"於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会之间，一语稍烦，则祗见其赘疣而已。至於读《国风》诸篇，而後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於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於叙述；风谕之意，浮於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芣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芣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雲《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於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於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於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於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泆之词也，出於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於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夫《芣苜》、《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於诗辞之外矣？何独於《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於《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泆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愚以为未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词也。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至於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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