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著。余抚其书喜甚，亟刻板，与学者共之。昔司马迁言《春秋》文成数万，张晏曰《春秋》才万八千字，迁误也。今细数之，更阙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数，最易见者，尚尔错误，何况圣人笔削之旨乎！余乡所谓心以为是者，众未必以为是也，亦独纂例考校，从其有义理者云耳。既心以为是，则於证据操舍，必具成说，其说自当别出，兹第刻《春秋》纯经，庶学者相与尽心焉。仍用《汉志》旧名，题曰《春秋古经》，十二公各为一篇，不复分为十一卷，盖卷第於经义初无当也。
按《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於蔑"，《左氏》以为"蔑"，《公》、《榖》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郿"，《左氏》以为"郿"，《公》、《榖》以为"微"，则不知夫子所书曰"郿"乎？曰"微"乎？"会於厥憗"，《公》、《榖》以为"屈银"，则不知夫子所书曰"厥憗"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於大义，尚无所关也。至於"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榖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馀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於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後，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以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於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榖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诸儒复据其见於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於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於是取其巳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增损於其间，苟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说与经文参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乖异。盖事同而字异者，"及邾仪父盟於蔑"、"於昧"之类是也；事字俱异者，"尹氏""君氏"之类是也；元未尝书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则自三传中所取出之经文，既有乖异，又有增益，遽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择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则《左氏》为优。何也？盖《公羊》、《榖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攙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後，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然获麟而後引经以至仲尼卒，则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为《春秋》本终於获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於此。然则既续之於获麟之後，宁保其不增益之於获麟之前，如《公》、《榖》所书孔子生之类乎？是亦未可尽信也。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刘子骏曰：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榖在七十子後，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也。
杜元凯曰：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後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後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陈氏曰：自昔相传，以为左丘明撰，其好恶与圣人同者也。而其末记晋智伯反丧於韩、魏，在获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没亦二十六年，不应年少後亡如此。又其书称"虞不腊矣"，"见於尝酎"及"秦庶长"，皆战国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称左丘明，别自是一人为史官者。其释经义例，虽未尽当理，而具得当时事实，则非二传之比也。
《朱子语录》曰：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於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世事，皆功利之说。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榖、左氏得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
※《石经左氏传》三十卷
晁氏曰：不题所书人姓氏，亦无年月。按文不阙唐讳及国朝讳，而阙"祥"字，当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传董仲舒，以《公羊》显於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大传。郑玄曰："《公羊》善於谶。"休之注，引谶为多。
※《石经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国史艺文志》云："伪蜀刻《五经》，备注传，为世所称"。以此言观之，不应无《公》、《榖》。岂初有之，後散毁邪？
※《春秋榖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应劭《风俗通》称榖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俶，字元始，皆未详也。自孙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传，至汉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经榖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载年月及所书人姓氏。按文不阙唐及伪蜀讳，而阙"恒"字，以故知刊石当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语录》：问："《公》、《榖》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公羊》、《榖梁》考事甚疏，然理义却精。此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曾见国史。 问："《公》、《榖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後门人弟子始笔之於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晋杜预元凯集刘子骏、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颖子严之注，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故题曰《经传集解》。其发明甚多，古今称之，然其敝则弃《经》信《传》。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战，《传》载秦败绩而《经》不书，以为晋直秦曲，则韩役书战。时公在师，复不须告；克获有功，亦无所讳。於《左传》之例皆不合，不曰《传》之缪，而猥称经文阙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陈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详之矣。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後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弃经而信传，於传则忠矣，如经何？
夹漈郑氏曰：杜预解《左氏》，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之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经，苟为文言多而经旨不见，文言简而经旨有遗，自我说之後，後人复有说者，皆非笺释之手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杜氏为星历地理之言，无不极其致，至於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於训诂之言甚畅，至於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
※《公羊传诂解》十二卷
陈氏曰：汉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为太傅陈蕃属，蕃败，坐禁锢，作解诂，覃思不窥门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党禁解，拜议郎，终谏议大夫。其书多引谶纬，其所谓"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公羊》皆无明文，盖为其学者相承有此说也。"三科九旨"，详具《疏》中。
※《榖梁传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汉、魏以来，《榖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数家，而范甯皆以为肤浅，於是帅其长子参、中子雍、小子凯、从弟邵及门生故吏，商略名例，博采诸儒同异之说，成其父汪之志。尝谓三传之学，《榖梁》所得最多；诸家之解，范甯之论最善。
陈氏曰：晋豫章太守顺阳范甯武子撰。甯尝谓王、何之罪，深於桀、纣，著论以排之。仕为中书侍郎。其甥王国实惮之，乃相驱扇，因求外补。抵罪，会赦，免。甯以为《春秋》惟《榖梁氏》无善释，故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税驾於吴，帅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六籍三传。盖甯父汪为徐、兖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吴郡时也。汪没之後，始成此书。所集诸家之说，皆记姓名，其称"何休曰"及"郑君释之"者，即所谓《发墨守》、《起废疾》也；称"邵曰"者，甯从弟也；称"泰曰"、"雍曰"、"凯曰"者，其诸子也。汪，范晷之孙，晷在《良史传》。自晷至泰，五世皆显於时，甯父子祖孙同训释经传，行於後世，可谓盛矣。泰之子晔，亦著《後汉书》，以不轨诛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汉董仲舒撰。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於後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详。《隋》、《唐》卷目与今同，但多讹舛。
《崇文总目》：其书尽八十二篇，义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问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题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陈氏曰：按《隋》、《唐》及《国史志》，卷皆十七，《崇文总目》凡八十二篇，《馆阁书目》止十卷，萍卿所刻亦财三十七篇。今本乃楼攻媿得潘景宪本，卷篇皆与前志合，然亦非当时本书也。先儒疑辩详矣，其最可疑者，本传载所著书百馀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属，今总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则皆其篇名，此决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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