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但以《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
《宋三朝艺文志》：编年之作，盖《春秋》旧，自东汉後，变名滋多，至北齐，或曰纪，或曰春秋，或曰略，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实录》，唐贞观中，作《高祖实录》，自是讫皇朝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唐志》：实录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按：实录即是仿编年之法，惟《唐志》专立实录一门，《隋史》以实录附杂史，《宋志》以实录附编年，今从《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
《宋中兴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右编年。
《隋 经籍志》：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传》曰："君举必书。"《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山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复《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近代以来，别有其职，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编而次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艺文志》：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厥後有起居注，盖记动也；时政纪，盖记言也；又有日历，兼言动而成之。淳化以来，悉备其书。唐录编年之外，又有起居注，类前代记注。今惟《唐创业起居注》存焉，馀悉亡逸。国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秘有司，不列於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
《唐志》：诏令十一部，三百五卷。
按：《唐志》特立诏令一门，历代史皆无之。按古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後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诏令并入起居注门，庶从其类云。
《宋中兴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
右起居注。
※《史记》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汉太史令司马迁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於获麟之岁。撰成十二纪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传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馀载，凡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迁没後，缺《景》、《武纪》、《礼》、《乐》、《律书》、《三王世家》、《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靳蒯列传》等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追补，及益以武帝後事，辞旨浅鄙，不及迁书远甚。迁书，旧裴駰为之解云。班固常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後世爱迁者多以此论为不然。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敝，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所以先黄、老而後《六经》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辄下吏诛，而当刑者，得以货免。迁之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巳於祸，故曰："士贫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邪？"其羞贫贱者，盖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於形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
陈氏曰：汉太史令夏阳司马迁子长撰，宋南中郎参军河东裴駰集注。按：班固云：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後事，讫於大汉，斯以勤矣。十篇阙，有录亡书。张晏曰：迁没之後，亡《景》、《武》、《纪》、《礼》、《乐》、《兵书》、《汉兴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靳蒯傅歙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作《武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颜师古曰：本无《兵书》，张说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补《武纪》全写《封禅书》，《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书，二列传皆猥酿不足进。而其馀六篇，《景纪》最疏略，《礼》、《乐书》謄荀子《礼论》、河间王《乐纪》，《传靳列传》与《汉书》同，而《将相年表》迄鸿嘉，则未知何人所补也。褚先生者，名少孙。裴駰即注《三国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广作《史记音义》，駰本之以成《集解》。窃尝谓著书立言，述旧易，作古难，六蓻之後，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冯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者前未有比，後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师友读书记》曰：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实。《秦始皇本纪》皆讥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记》，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义也。
《朱子语录》曰：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太史公三代本纪，皆著孔子所损益四代之说，《高帝纪》又言"色尚黄，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颜而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用《韶》舞，则固好；以刘季为之，则亦未济事在。
曹器远云："黄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长陵。此事大事，所以书在後。"先生云："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叙，有疏阔不接续处，如此等是也。"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榖。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之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势虽强，要以行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权谋功利。又如《伯夷传》，孔子正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论至死不曾明。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於《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东莱吕氏曰：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於此而起义於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
夹漈郑氏曰：仲尼既没，诸子百家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於历代实迹，无所统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後，司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皇帝、尧、舜，至於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记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後，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後无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虽杂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皆楚人之词，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俗，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堕先人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新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扺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檮杌》无善後之人，故俱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摸，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齐世传，论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祸，於是述陶唐迄获麟止。是《史记》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书以七年而成。
※《前汉书》一卷
晁氏曰：後汉元武司马班固续司马迁《史记》撰。十二帝纪，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传。起高祖，终於王莽之诛，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馀万字。固既瘦死，书颇散乱，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东观缉校，内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补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颜师古考众说为之注。范晔讥固饰王阙，盖亦不然。其赞多微文，顾读者弗察耳。刘知几又诋其《古今人物表》无益於汉史。此论诚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谓受金鬻笔，固虽谄附匪人，亦何至是欤？然识者以固书皆因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旧文润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间颇冗琐，良由固之才，视数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称述者，岂亦谓有所本欤？
陈氏曰：汉尚书郎扶风班固孟坚撰。唐秘书监京兆颜师古注。本传称字籀，恐当名籀，而以字行也。固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马氏《史记》太初以後阙而不录，故作後传数十篇。固以所续未详，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高祖，终孝平王莽之诛，二百三十年，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受诏，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传》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今《中兴书目》以为章帝时，非也。固坐窦宪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时。师古以太子承乾之命，总先儒注解，服虔，应劭而下二十馀人，删繁补略，裁以己说，遂成一家。世号杜征南、颜监为《左氏班史》忠臣。
李方叔《师友谈记》曰：《左氏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书止十九万言。太史公《史记》上自黄帝下至汉武，三千馀年，止七十万言。而班固《汉书》十二帝间二百三十年，乃一百万言。虽称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牍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载之，其失《春秋》之旨远矣！《春秋》盖万言而已。
夹漈郑氏曰：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倘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倘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駰，此叶公之好龙也。"固於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才，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强立等差；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於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是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资於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後世众史修书，道旁筑室，掠人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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