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论鞅刻薄少恩，又读鞅开塞书，谓与其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有以也。《索隐》曰："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今考其书，司马贞盖未尝见之，妄为之说耳。《开塞》乃其第七篇，谓道塞久矣，今欲开之，必刑九而赏一；刑用於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於告奸，则细过不失；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矣。由此观之，鞅之术无他，特恃告讦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告奸者与杀敌同赏。此秦俗所以日坏，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脱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诬矣。
周氏《涉笔》曰：商鞅书亦多附会後事，拟取他辞，非本所论著也。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今所存大抵汎滥淫辞，无足观者。盖"有地不忧贫，有民不忧弱"，凡此等语，殆无几也。此书专以诱耕督战为根本。今云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粜则窳惰之农勉，商无籴则多岁不加乐。夫积而不粜，不耕者诚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露如邱山，不时焚烧，无所用之。管子谓"积多而食寡，则民不力"，不知当时何以为馀粟地也。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则商估少而农不酣，然则酒肉之用废矣。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合，而未尝通行者也。秦方兴时，朝廷官爵岂有以货财取者？而卖权者以求货，下官者以冀迁，岂孝公前事耶？
陈氏曰：《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慎子》一卷
陈氏曰：赵人慎到撰。《汉志》四十二篇，先於申、韩，申、韩称之。《唐志》十卷，滕辅注。今麻沙刻本才五篇，固非全书也。按庄周、荀卿皆称田骈、慎到，到赵人；骈，齐人，见於《史记》列传。今《中兴馆阁书目》乃曰浏阳人。浏阳在今潭州，吴时始置县，与赵南北了不相涉，盖据书坊所称，不知何谓也。《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
周氏《涉笔》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为屏去缪悠，剪削枝叶，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责於上，非田骈、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虽简约，而明白纯正，统本贯末。加云"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故立天子以为天下"，"君不择其下，为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大上"，"人不得其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论王政者，能及此鲜矣。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法虽不善，犹愈於无法"。今通指慎子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驺忌一说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韩子》二十卷
晁氏曰：韩非撰。非，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作《孤愤》、《五蠹》、《说林》、《说难》十馀万言。秦王见其书，叹曰："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韩，得非。复用李斯之毁，下吏使自杀。书凡五十五篇。其极刻覈无诚悃，谓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书，有"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诈也。此所以一传而为非欤。
高氏《子略》曰：今读其书，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义，厉刑名，背《诗》、《书》，课名实，心术辞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为斯所杀，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说难》一篇，殊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为之说，而後说於人，亦庶几万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说之难也，固尝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发欤？呜呼！士不遇，视时以趋，使其尽遇，固无足道，而况《说难》、《孤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扬雄氏曰："秦之士贱而拘"，信哉！
右法家。
《汉 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於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敫言｝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
《汉志》：七家，三十六篇。
《隋志》：四部，七卷。
《唐志》：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
※《尹子》二卷
陈氏曰：周尹文撰。仲长氏所定。序称尹文齐宣王时居稷下，学於公孙龙，龙称之。而《前汉 艺文志》叙此书在龙书上。颜师古谓尝说齐宣王，在龙之前。《史记》云公孙龙客於平原君，君相赵惠文王，文王元年，齐宣没已四十馀岁矣。则知文非学於龙者也。今观其书，虽专言刑名，然亦宗六艺，数称仲尼，其叛道者盖鲜。岂若龙之不宗贤圣，好怪妄言哉！李献臣云："仲长氏，统也。熙伯，缪袭字也。"《传》称统卒於献帝逊位之年，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师"，岂史之误乎？此本富顺李氏家藏书，谬误殆不可读，因为是正其甚者，疑则阙焉。
高氏《子略》曰：班固《艺文志》名家者流，录《尹文子》。其书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仁义礼乐，又言法术权势，大略则学老氏而杂申、韩也。其曰："民不畏死，由过於刑罚者也。刑罚中则民畏死，畏死则知生之可乐，知生之可乐，故可以死惧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变之法，理众之法，平准之法，此有合於申、韩。然则其学杂矣，其识淆矣，非纯乎道者也。仲长统为之序，以子学於公孙龙。按龙客於平原君，赵惠文王时人也。齐宣王死，下距赵王之立四十馀年矣，则子之先於公孙龙为甚明，非学乎此者也。晁氏尝称其"宗六艺，数称仲尼。"熟考其书，未见所以称仲尼、宗六艺者，仅称诛少正卯一事耳。呜呼，士之生於春秋、战国之间，其所以薰蒸染习，变幻捭阖，求骋於一时，而图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归。其能屹立中流，一扫群异，学必孔氏，言必《六经》者，孟子一人而已。
容斋洪氏《随笔》曰：尹文子文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详味其言，颇流而入於兼爱。《庄子》末章，序天下之治方术者，曰："不累於俗，不饰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众。愿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盖亦尽其学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宏鈃，而文不预。又别一书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及释氏，盖晋、宋时细人所作，非此之谓也。
周氏《涉笔》曰：尹文子稷下能言者，刘向谓其学本庄、老。其书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为根，以法为柄。芟截文义。操制深实，必谓圣人无用於救时，而治乱不系於贤不肖。盖所谓尊主权，聚民食，以富贵贫贱斡动宇宙，其为法则然。盖申、商、韩非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无事云者，翕张与夺，老氏所持术也。尹文子说之，以为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已无事焉，已无事则得天下。然则犹未识老氏所谓道也。
陈氏曰：《汉志》齐宣王时人，先公孙龙。今本称仲长氏撰定，魏黄初末得於缪熙伯；伯又言与宋鈃、田骈同学於公孙龙，则不然也。龙书称尹文，乃借文对齐宣王语，以难孔穿，其人当在龙先，班《志》言之是矣。仲长氏，即统也邪？熙伯名袭。
※《邓析子》二卷
《崇文总目》：邓析子，战国时人。《汉志》二篇。初，析著书四篇，刘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复校为二篇。
晁氏曰：《邓析》二篇，文字讹缺，或以"绳"为"渑"，以"巧"为"功"，颇为是正其谬，且撮其旨意而论之。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为本，以义为辅。诰命谟训则著之《书》，讽讼箴规则寓之《诗》，《礼》、《乐》以彰善，《春秋》以惩恶，其始虽若不同而其归则合。犹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气异而成岁之功一，岂非出於道德而然邪！自文、武既没，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义几於熄。百家之说蜂起，各求自附於圣人，而不见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说，譁世而惑众。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书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失，其长盖或有见於圣人，而所失盖各奋其私知，故明者审取舍之而已。然则析之书，岂可尽废哉？《左传》曰："驷歂杀析而用其竹刑。"班固录析书於名家之首，则析之学，盖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讦而刻，真其言无可疑者，而其间时剿取他书，颇駁杂不伦，岂後人附益之与？
高氏《子略》曰：刘向曰非子产杀邓析，推《春秋》验之。按《左氏》鲁定公八年，郑驷歂嗣子太叔为政，明年，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歂於是为不忠。考其行事，固莫能详，观其立言，其曰"天於人无厚，君於民无厚"，又曰"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其意义盖有出於申、韩之学者矣。班固《艺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尝言其"操两奇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之法，而子产诛之。"盖既与《左氏》异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则亦流於申、韩矣。夫《传》者乃曰歂杀邓析是为不忠，郑以衰弱。夫郑之所以为国者，有若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庶几於古矣。子产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子产，惠人也，固已不纯乎德，他何足论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惧且骇。呜呼！春秋以来，列国棋错，不以利胜，则以威行，与其民揉轥於争抗侵凌之威，岂复知所谓仁渐义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为政者，岂不贤於以薄为度，以威为神乎？析之见杀，虽歂之过，亦郑之福也。
※《公孙龙子》三卷
陈氏曰：赵人公孙龙，为"白马非马"、"坚白"之辩者也。其为说浅陋迂僻，不知何以惑当时之听。《汉志》十四篇，今书六篇。首叙孔穿事，文意重复。
※《人物志》三卷
晁氏曰：魏邯郸刘劭孔才撰，伪凉敦煌刘昺注。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当以"九徵""八观"，审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劭，郄虑所荐。虑，谮杀孔融者，不知在劭书为何等，而劭受其知也。
陈氏曰：《梁史》无刘昺，《中兴书目》云尔。晁氏云伪凉人也。
※《广人物志》十卷
陈氏曰：唐乡贡进士京兆杜周士撰。叙武德至贞元选举荐进人物事实，凡五十五科。
右名家。
《汉 艺文志》曰：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隋志》；三部，一十七卷。
《宋志》：只《墨子》一部。
《墨子》十五卷
晁氏曰：宋墨翟撰。战国时为宋大夫，著书七十一篇，以贵俭、兼爱、尊贤、右鬼、非命、上同为说。荀、孟皆非之，韩愈独谓"辩生於末学，非二师之道本然也"。昌黎韩氏《读墨子》曰：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汎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於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高氏《子略》曰：韩非子谓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其为说异矣。墨子称尧曰"采椽不斫，茅茨不剪"，称周曰"严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发罪惟均"，出於《康诰》、《泰誓篇》，固若依於经、据於礼者。孟子方排之不遗一力，盖闻之夫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郑声，恐其乱雅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墨之为书，一切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伪，行近乎诬，使天下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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