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力虽裕，而所以励士大夫者，壹皆礼义廉耻之维，故吏少贪汙，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财赋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虽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则异。唐之法起於中叶之後，盖版籍隳废，体统陵夷，藩方擅财赋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财，节镇刺史往往取经常之赋，以供内府之所进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复能究其岁入之数，而苟为是姑息之举，则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时，盖拊民以仁，驭吏以礼，而人主未尝有耽欲黩货之事，虽内藏之蓄积，常捐以助版曹，则州郡之财赋固己其不必尽归之京师。又使为监司、郡守者，厨传支吾，官给其费，则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宽裕之政，则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袭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则如前所云；而其失者，盖自中兴以来，朝廷之经费日夥，则不免於上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经总制、月桩钱之类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则不免於常赋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头子钱之类是也。盖其所以倚办责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桩留之赋，然有限之桩留，不足以给无艺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时，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优剧，不能审订斟酌，而一概取之。故郡计优裕，幸而长吏又得廉幹之人，则撙节奉上之外，其馀力又可代输下户之逋悬，对补无名之窠额。若郡计凋弊不幸，而长吏又值贪庸之辈，则经常之赋入，不登於版曹，而并缘之渔猎，己遍及於闾阎矣！愚常备论其事於经总制钱之末，虽然，仁厚之泽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盖虽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视民如伤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谓不从其令而从其意者是也。虽不免季世征敛之法，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见其苛娆，所谓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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