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第三等已上罚，或虽不住学，而曾两预释奠及齿於乡饮酒者，听取应充弟子员。是岁秋季始开补，就试者五千人。自後春秋两补。三舍旧法凡四百十条，绍兴重修，视元丰尤密。诸斋长、逾月书学生行艺於籍，每季终论可选者考於学谕，十日考於学录，二十日考於学正，三十日考於博士，四十日考於长贰，岁终校定。外舍百人内舍三十人注於籍。内舍仍分优、平二等，於次年六月以前闻奏。诸补内舍附公试，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选，簿参定，若簿内所选者，据阙升补诸补上舍，以间岁九月五日锁院，考校合格，分优、平二等奏号，长贰同拆号。官入院以所奏行艺参定，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注籍讫，具名闻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补及一年，并申尚书礼部。
王〈日奐〉知临安府，括民间冒占白地钱，岁入十二万缗有畸，为太学养士之费。
十八年，诏太学在籍外舍生，若入学已及五年不预校定及不曾请到国学解，或不曾公试入等，自绍兴十九年为始，岁终检校除籍，免请本州公据，止召本学生二员委保再补。以後岁终，依此检校。
权礼部侍郎陈诚之言："国庠立额不为不广，然有待阙之士者，臣尝得其说矣。京师视四方为甚远，非身隶业上庠者不能取应，其请假归省即就乡举，故额常有馀。今首善之地，江、浙土人便於往来，一补中外舍，即无假满不参之人，故未尝有阙，後来之士将何以待之。国子监勘会，昨京师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为额，自来未尝满额。盖缘四方士人请假归乡，道途既远，往往止就乡举；又旧法，或三经试而不与升补，或两经试而曾犯规罚，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阙额周流，源源不塞。今来上庠见以一千人为额，江、浙土人往还既无告假逾限除籍之虑，得以故作规避，占据学籍，使有司补试不行，有妨後进。"故有是命。
按：自崇、观以来，三舍之法大备，议者病其立捷径之涂，长奔兢之风。然观此疏，则知当时尚有参假而归，复取乡举者。如後来之法，以资望言则舍选尊而乡举卑，以名额言则舍选优而乡举窄，盖未尝有以太学生退就乡举者。非惟国家无此法，而士亦决不肯辞尊而居卑，舍优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诏自今以春季放补，省试年即以孟夏，立为定制。
孝宗隆兴元年，始三岁一补。
太学遇覃恩，旧无免解法，帝始创行之，自是为例，省额增数十人。
乾道二年诏：下省并曾请举赴补人，以太学遇省阙额收补，额外勿增。在朝清要官期亲许牒子弟作待补国子，别号考校。如太学生遇有期亲任清要官，更有国子生，不预校定、外补及差职事，惟得赴公试、私试，科举则混试焉。旧公、私试皆学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试仍锁院，降敕差官，学官不预。
太学补弟子员，故例，每三岁科举後，朝廷差官锁院，凡四方举人皆得就试，取合格者补入之，谓之混补。淳熙後朝议以就试者多，欲为之限制，乃立待补之法，诸路漕司及州、军，皆以解试终场人数为准，每百人而取六人许赴补试，率以开院後十日揭榜。然远方士人多不就试，则为他人取其公据代之，冒滥滋甚。庆元中遂罢之。嘉泰二年，复行混补，就试者至三万七十馀人，分六场、十八日引试云。
三年，黄伦以两优释褐，自绍兴建学，至是始有两优，用崇宁恩例，授承务郎国子录。
《朝野杂记》："旧制，太学上舍生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就化原堂释褐，号释褐状元，例补承事郎、太学正录。淳熙初，郑鉴自明由此选，不四年而为著作郎，补郡。自明数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厌之。六年，刘纯叟尧夫复以解褐除国子正。时王仲行为兵部尚书，奏言：'今两优释褐，初授京秩即授学官，视状元、制科恩数过之，事理不当，乞先与外任。'时知滁州张商卿亦言：'今中上舍为学官，不数年便可作监司、郡守，狱讼财赋非所素习，岂能保其不谬，乞先注职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诏与殿试第二人恩例。"
光宗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混补以徕多士。诏两省、台谏可否。於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诏书，讲论混补之法，盖有根本之论。稍师古始而言，我国家恢儒右文，列圣一揆，内自京师，外至郡县，皆有学，庆历以後，文物彬彬，几与三代同风。迨至崇、宁，创行舍法，诚得党庠遂序之遗意。故一时学者粗知防检，非冠带不敢行於道路，遇乡曲之长及学校之职事，则敛容而避之，习俗诚美矣。而其失也，在於专习经义，崇尚老、庄，废黜《春秋》，绝灭史学。又罢去科举，遂使寒畯之士，进取无他涂，事理俱违。旋行废革。炎祚中兴，始建太学於行都，行贡举於诸郡。然奔竞之风胜，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沈，皆不由乎学校，至於德行道艺，惟取决於糊名，苟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臣请远稽古制，近酌时宜，不烦朝廷建官，不劳有司增费，惟重教官之选，仍假守贰之权，仿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终场之数，定所贡之员，期以次年，试於太学。庶几士修实行，不事虚文，渐复淳风，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无三舍之害。其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下有司条上。"思议遂寝。时朱熹门人或问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头理会，若太学无非望之恩，又於乡举额窄处增之，则人自安乡里矣。"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曰："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盖古之太学，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僠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悦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悦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於场屋者耳。士之有志於义理者既无求於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艺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千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於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宁宗庆元二年，以国子生员多伪滥，制：自今职事官期亲、釐务官子孙乃得试补。凡监学生皆给绫牒。若告谒在外，遇科举试於曹司。嘉定七年，祭酒请以外舍分数及五分或六分最优者一人，与次年升内舍。後二年，家〈扌寅〉始以外优升。岁为定例。
宗学 绍兴十四年建於临安，学生以百员为额：太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各五人。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在学者皆南宫、北宅子孙，若亲贤宅近属，则别选馆职以教授焉。
宁宗嘉定九年，诏诸王宫学改作宗学，参之国朝典故，仍隶宗正寺，以宫教授改为博士、宗谕。
叶適论学校曰："何谓京师之学？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三代、汉儒，其言学法盛矣，皆人耳目之熟知，不复论。若东汉太学，则诚善矣。唐初犹得为美观。本朝其始议建学，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几而大狱起矣。崇、观间以俊秀闻於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及诸生伏阙捶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学尤弊，遂为姑息之地。夫正谊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学，而今也何使之至此？盖其本为之法，使月书季考，校定分数之毫釐，以为终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势利招来之，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何谓州县之学？无考察之法，则聚食而已。往者崇观、政和间，盖尝考察州县之学如天子之学，使士之进皆由此，而罢科举，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下人也，故不久而遂废。今州县有学，宫室廪饩无所不备，置官立师其过於汉、唐甚远，惟其无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愿於学矣。州县有学，先王之馀意幸而复见，将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愿於学，岂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讲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学，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於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为无难矣。而州县之学，宜使考察，上於监司，闻於礼部，达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进於太学，或遂官之。人知由学，而科举之陋稍可洗去；学有本统，而古人文宪庶不坠失。若此类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难，顾自以为不可为耳。虽然，治道不明，其纪纲度数不一一揭而正之，则宜有不可为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如此类者虽欲不为，亦不可得也。"
东莱吕氏曰："先王之制度，虽自秦、汉以来皆弛坏废绝，然其他如礼乐法度，尚可因影见形，因枝叶可以寻本根；惟是学校，几乎与先王全然背驰，不可复考。且如礼，後世所传固非先王之旧，如射飨、宗庙、明堂，虽是展转参杂，而有识之者犹自可见；且乐如《韶乐》、《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旧，然知锺律者尚自可以推寻，复先王六律五音之旧；且如官名，後世至体统断绝，然而自上临下，以大统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参，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旧。惟是学校一制，与古大不同。前此数者犹是流传差误，然学校不特流传差误，乃与先王之学全然背驰。且如唐、虞、三代设教，与後世学校大段不同，只举学官一事可见。在舜时，命夔典乐教胄子；在周时，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乐之官掌教，盖其优游涵养、鼓舞动荡，有以深入人心处，却不是设一个官司。自秦、汉以後，错把作官司看了，故与唐、虞、三代题目自别，虽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虽是法度具举，然亦不过以法制相临，都无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与政自是两事，後世错认，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学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叶可以见本根，今则但当看三代所以设教命官教养之意。且如《周礼》一书，设官设教所以便民，若师氏、保氏、大司乐、大胥、小胥之类，所教者不过是国子，然当时所谓乡遂所以兴贤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并不见有设教之官，虽是州序、党遂略见於《周礼》，然而未尝见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学者所当深思。且如周公设官，下至於射夭鸟至微至纤之事，尚皆具载，岂於兴贤能国之大教不见其明文？其他大纲小纪，表里如此备具。学者须要识先王之意，只缘不是官司。凡领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学校之官，不领於六官，非簿书期会之事。其上者三公论道不载於书，其下者学官设教不领於六官，盖此二者皆是事大体重，非官司所领。惟是国子是世禄之官，鲜克由礼，以荡凌德，实悖天道，不可不设官以教养之。然而所以教养之意，上与三公，其事大体重，均非有司簿书期会之可领。要当识先王之意，虽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设教，未尝有理无事、有体无用，本末亦自备见，但不在官联、官属之中。舜之时，自国子之外，略不见其掌教之官，然'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颺之。'如此之备。在周人，学官虽不领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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