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迎变”是上策
“唉，老兄，我的心里乱得很。”李经世放下筷子，点上一支香烟说，“假如目前的态势尚可维持一段时间，那我就能好好想一个万全之策啦。”
“这可能吗？”
“正是因为可能性不大，所以我才左右为难。和白总司令一块退到桂林去吧，正如你上次指出的，到那时我已成了他的绊脚石，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可受不了。”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路，可供你选择。”
“哪两条路？”
“首先，你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投身到黄埔系的怀抱中去。”
“那么样行得通！”李经世愤然说道，“我早就成了黄埔的弃儿，而今又加盟桂系的麾下。现在，蒋先生虽然已经引退，但黄埔的那班人，仍牢牢地在他的掌握之中，我能为他们所容吗？”
谭炳坤进一步激将道：“那，你就只剩最后一条路了。”
“往哪里走？”
“到香港做寓公呵。”
李经世合上眼皮，长叹了一声说：“香港的寓公那么好做？我在军、政界里苦撑苦熬了半辈子，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如今才当上个警察局长，可时运不佳，生财无道，香港生活高得惊人，非我辈栖身之处所。”
谭炳坤看看火候已到，单刀直入地道：“那么，面对时局，你如果留下不走，我想，你还可能有这样三种选择。”
“噢？”李经世睁开醉眼，静候谭炳坤的下文。
谭炳坤扳着手指，缓缓地说：“一是迎变；二是应变；三是不变。何去何从，将由急转直下的形势逼着我们作出选择。”
“唉……”李经世又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迎变，没门；不变，只能束手待毙；看来只有随机应变，听天由命这一条路走了。”
谭炳坤摇了摇头，说：“不变，显然是着臭棋。随机应变，也不可为，因为不管是蒋当权，还是李当权，都不能指望他们能改变这不可挽回的败局。因此，我以为你应走的唯一一条路是：迎变！”
谭炳坤又把话引到他们上次讨论的问题上了。
李经世若有所思地说：“迎变？我真的能够有所作为？”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由你自己来作回答。我以为所谓万全之策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面对严酷冷峻的现实，找出弊少利多的途径。我想。权衡之下，这一最有利的途径便是迎变。”
“你的根据是什么？”
“大概还是一句老话吧：‘识时务者为俊杰’。”谭炳坤进一步解释说，“白要走了，会给武汉留下真空时间，如你能肩负起维持城市治安秩序的职责，防止扰乱，避免破坏，汉口的工商界和市民都会喜出望外，也一定会得到接管城市的中共方面的谅解和欢迎的。”
对此，李经世只是注目倾听，不作正面回答。过了一会，他迂回地说：“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白老总这个客不好送；共产党那位客更不好迎呵！再说，迎变的门路呢？”
“舍此而外，就只有坐以待毙啦。”谭炳坤略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至于谈到门路，我想，也有一句老话，即，事在人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李经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道：“如果碰上像邓政委那样胸怀豁达，有胆识，讲义气的人，那情况也许真的不同了……”
“哦？”谭炳坤惊讶地问，“你早和共产党暗中联系上了？”
“哪里，哪里……”
“你刚才说的什么政委，明明是共产党军队里的官名嘛！”22、怀念邓政委
“我碰到的那个邓政委，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接着，李经世谈起了他在抗战期间邂逅新四军邓政委的经过：
“1945年春，我以恩施湖北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秘密通过日伪敌战区，辗转回到我的家乡崇阳大源，帮助鄂南分行工作。”
“一天，我在房里看书，忽听母親和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不知为么事发生了争执。那男子走后，母親余怒未消，仍一个劲地在门口嘀嘀咕咕，搅得我不能安心看书。我正待出门制止，母親突然惊叫一声，跌跌撞撞地跑进房，气急败坏地说，‘经世，经世，不得了，不得了……’我忙问，‘出么事了？’她说，‘刚才有个士兵来借门板，我没肯。那士兵说，村长已挨家说好了的。我要他找村长去，和他争吵了几句，没想到，这会儿他把一个背盒子炮的当官的叫来了。’
我一听，也暗暗吃了一惊，感到大祸临头了。那年春天，大源一度为新四军解放，附近村庄，驻扎了一个团的军队。我走出房，大门口果然站着三个穿灰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佩短枪的新四军首长。
我连忙一迭连声地为母親赔不是。等我说完，那位首长却彬彬有礼地道，‘先生，请你不要误会，刚才是我们这位战士不对。我军有一条纪律是不许打人骂人，他刚才借门板时，态度不好，我带他来，是向你的家母道歉的。’我一听，心里才算踏实，连忙请他们进屋里坐。这时，躲在房里的母親也忙着出来端茶递烟，紧张的气氛马上消失了。”
“接着，那个士兵把门板借走了，我则和那位新四军首长聊起来。当他发现我书桌上放的是一本《资本论》时，更感兴趣了。他问，‘想不到先生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有兴趣。’我解释道，‘这本书还是我在黄埔读书时，受共产党的教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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