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萨诺夫接受全剂量的反应如何，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放心，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几次，就连下班之后也没有马上就走。如果按排定的顺序由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话，她就用不着去那么多次了，可是奥林皮阿达还是被调去参加工会司库的学习班，今天替换她的是图尔贡值班，而图尔贡这个人是很不可靠的。
鲁萨诺夫接受注射之后很不好受，但还没到忍受不了的限度。打过针之后就让他服了安眠药，他虽然没有醒过，但老是翻身、扭动和呻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每次都要停留一会儿，对他进行观察，听听他脉搏的跳动。他有时蟋缩着身子，有时又伸直两腿。他的脸已变得通红，歼淡淡的。他的这个不戴眼镜而又搁在枕头上的脑袋，已不再显得那么官气十足。秃顶上所剩无几的稀疏白发紧紧地贴在颅顶上。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到病房里去的次数虽多，但她同时也兼顾别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认为是病房里的组长，这个职务虽然有名无实，但总得有人担任。所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离开鲁萨诺夫的病床转向邻近一位病号的时候宣布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今天起您担任病房里的组长。”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报纸的（汉加尔特已是第二次进来，而他仍在看报）。汉加尔特总是无法预料他会做出什么奇怪的反应，所以说这句话时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释，她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视线离开报纸，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该怎样表示对医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两条长腿。他态度非常友好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让我在道义上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任何一个当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错误，而有时还会权迷心窍。因此，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我发誓不再担任什么行政职务。”
“那就是说，您曾经担任过，对吗？而且，职务还挺高，是吧？”她也善于以开玩笑的口吻跟他谈话。
“最高职务是副排长。不过实际上职务还高些。我们的排长因为实在迟钝和无能被送去进修，进修出来之后至少得当个炮兵连长，但不再回到我们炮兵营。而上面派来接替他的另一位军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里去了。我们的营长对此并不反对，因为我是个挺棒的测绘兵，小伙子们也都听我的。这样，我虽然只有上士军衔，却担任了两年代理排长——从叶列茨直打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顺便说一句，不管有多么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他虽然把两条腿屈了起来，但毕竟不大礼貌，所以还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汉加尔特在听他讲或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微笑始终没有从脸上消失。“既然是这样，您何必推辞呢？如今这差使也会使您满意的。”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逻辑！——会使我满意！而民主呢？您岂不是在践踏民主原则：病房的人又没选我，选举人连我的履历也不知道…顺便说说，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说说吧。”
她照例说话声音不大，他也把声音压低，让她一个人听见。鲁萨诺夫在睡觉，扎齐尔科继续看书，波杜耶夫的床位空着，几乎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说来话长啊。况且，我坐着而您站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这样跟女同志谈话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这会儿我像士兵那样站起来在通道上立正，那就会显得更蠢。您还是在我的床边上坐下吧，请。”
“其实，我倒是该走了，”她说，不过，还是在床治上坐了下来。
“您瞧，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过的苦头，大多是由于热衷于民主。我曾企图在部队里树立民主作风，就是说，允许大家议论。结果，1939年没选送我进军官学校，继续让我留下当兵。1940年总算到了军官学校，可是在那里由于顶撞领导而被清除了出来。直到1941年才勉强毕业于远东的一个军士训练学校。说心里话，我没当上军官可真感到懊丧，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军官。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难受。不过，我还是把公道看得高于一切。”
“有一个跟我很接近的人，”汉加尔特眼睛望着被子说，“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遭遇：很有才能，却始终是普遍一兵。”短暂的停顿、瞬间的沉默掠过他们的脑海，她抬起了眼睛。“不过，您直到今天还是像从前那样。”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还是普通一兵？”
“很会顶撞人。比方说，您跟医生谈话的一贯态度怎样？特别是跟我。”
正如薇拉·汉加尔特所有的谈话和动作，她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态度是严厉的，但她的严厉十分奇特，可说是整个儿洋溢着一种和谐的美。
“我顶撞您？我跟您谈话可是毕恭毕敬的。您大概还不知道，这是我最礼貌的谈话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为您无法想像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困难。我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放我出州境。我来到这里，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得把毡靴夹在腋下，要知道，我们那边已经是相当冷了。我的外套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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