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膀。一双破靴子挂在长椅的一端。靴面无一处完好，用黑的和红的皮革边料补了又补。靴底的前面和后跟都打着马蹄铁。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跟护士长打了招呼，所以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扶梯的平台上。
诚然，从那头一天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使她难堪过。他彬彬有礼，以城市人的通常语言跟她谈话，总是主动先打招呼，甚至还露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总给人留下一种感觉：他会突然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来做血型试验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从他的静脉中抽点血，可他把已经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来，语气坚决地说：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遗憾，请您想想别的办法吧，这试验就不必做了。”
“这是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经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给了。谁的血多，就让谁给吧。”
“可您怎么不害臊？算什么男子汉！”她带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种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这种表情男人是顶不住的。
“验完了血有什么用？”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输血。”
“给我？输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干吗？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给。血型您可以记下来，在前线验过，我记得。”
不管她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让步，总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拒绝。他深信，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最后，她简直气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种相当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后一次请求您。”
不消说，从她这方面来说，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马上把胳臂袒露出来，向她伸过去：
“只是为了您——抽3毫升好了，请吧。”
由于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知所措，有一次还发生过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她脱口而出。
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在那一瞬间，不这样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
他没再问什么。
其实，“汉加尔特”是她父亲、祖父的姓。他们是俄罗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么回答呢？说“我还没出嫁”？说“我从来没结过婚”？
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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