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个难题：放射科最好的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要被调去参加市工会金库司库学习班学习周天，这10天的工夫得找个人顶替她。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也是没法办到的，东佐娃当即和米塔一起迈着坚定的步子，穿过好几个房间到挂号处去给区工会委员会打电话回绝他们。但是，电话先是这边有人打，后是那边又占线，最后总算打通了，对方一推了事，叫她们往州工会委员会打电话，而那里的人对她们这种政治上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惊讶，莫非她们认为工会的财务工作可以放任自流。看来，无论是区委会的人还是州委会的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谁也没有领教过肿瘤的厉害，而且他们以为肿瘤决不会光顾他们。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顺便给爱克斯光学会挂了个电话之后，就急忙去找院长求援，可是院长正跟一些陌生人坐在那里商量按预算计划中修缮他们的侧楼的事情。就这样，一切都悬而未决，于是她穿过今天不在那里工作的爱克斯光诊室，回到了器械室。此时那里正是间歇时刻，护士在红灯下记录结果，见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回来了，马上向她汇报，说经过盘点，底片库存按目前的用量顶多能维持3个星期，而这就意味着必出事故，因为申请底片的报告打上去，少于一个月的时间是兑不了现的。东佐娃由此而明确认识到，今天或明天就得找药剂师和院长（可这并不容易），一定要让他们把申请单发出去。
随后，伽马装置的技工们在半路上把她拦住，她也就在施工单上签了字。此时她正好顺路到爱克斯光技术员那里去一趟。她坐了下来，开始跟他们一起计算。根据历来的技术规定，器械工作一小时之后应当休息半小时，但这一点早已被人遗忘，未被遵守，所有的器械都是连续9小时运转，也就是放射科一班半的工作时间。然而，尽管在机器负荷这样重的情况下，尽管在熟练的技术员能把机器下面的病人迅速更换的情况下，依然来不及做需要做的那么多次数。应当给门诊病人每天照一次，而住院病人每天照两次（就像从今天起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规定的那样），以便加强对肿瘤的打击，而且也可以加快病床的周转。为此，他们瞒着技术监督人员，偷偷把电流从10毫安改为20毫安。结果，速度倒是提高了一倍，但射线管子的寿命显然也会缩短得快些。然而，还是周转不过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同意对哪些病人做多少次不用加保护皮肤的一毫米厚铜滤器的直接照射（这也能把每次照射的时间缩短一半），对哪些病人则加上半毫米厚的铜滤器。
随后她登上二楼，去看着鲁萨诺夫打过针之后有什么反应。接着她回到又在继续给病人照射的短焦距器械室，想着手整理自己的文章和信件。这时叶丽扎滚塔·阿纳托利耶夫娜很有礼貌地敲门求见了。
叶丽扎该塔·阿纳托利耶夫娜只不过是放射科干杂活的一位“保姆”，但谁也不好意思对她称“你”、称“丽扎”，或者就像年轻医生对年老工友那样称呼“丽扎阿姨”。这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妇女，值夜班时的空闲时间里她总是坐在那里看法文书籍。可不知为什么她竟在肿瘤医院里当清洁工，而且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不错，她在这里可以领到一个半定额的工资，有时这里还发给10％的津贴，为的是补偿爱克斯光对健康的危害，可是对工友的补贴却减少到15％，然而叶丽扎该塔始终没有离开这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她说时微微弯着腰表示歉意，就像特别注重礼貌的人那样。“为一点水事来打搅您，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要知道，抹布没有了，全用完了！拿什么去擦灰尘呢？”
这倒也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部里规定给肿瘤医院提供镭针、伽马炮、“稳压”设备、最新式的输血仪器、近期的合成药品，然而在这样一份堂皇的清单上是不会有开列普通抹布和普通刷子的位置的。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回答说：既然部里没有规定，难道要我自己掏钱给你们买？有一个时期把破床单撕成抹布用，但是总务部门发觉之后便禁止这样做，怀疑会贪污新的床单。现在，要求把破旧的床单送交指定的地点，由权威验收人员注销之后才能撕掉。
“我想，”叶丽扎该塔·阿纳托利耶夫娜说，“为了摆脱困难，如果要求我们放射科的全体工作人员每人从家里带一块抹布来，您看好不好？”
“倒也是个主意，”东佐娃叹了口气，“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同意。请您把这个建议跟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说一下……，
对了！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本人也需要设法帮她解脱出来。让一个最有经验的护士脱离工作10天——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于是她去打电话。还是毫无结果。随后她马上去看从塔沙乌兹来的病人。她先在黑暗中坐着，让眼睛适应一下。然后察看病人小肠里的钡餐造影，她一会儿站着，一会儿把桌面似的防护屏放低，让病人朝一边侧卧，又朝另一边侧卧，以便拍片。她戴着橡皮手套轻轻揉压病人的腹部，根据他叫“疼”的部位察看那些模糊的斑点和阴影，随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把片子转到诊断室去。
就连她的午饭年息时间也会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错过去，只是她从来没有觉得罢了，甚至在夏天，也看不见她拿着两片夹肉的面包到小花园里去坐会儿。
马上又有人来叫她到换药室去会诊。在那里，外科主任医生先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介绍了一下病史，然后把女病人叫来看了一会儿。东佐娃得出结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病人得救——切除子宫。刚刚有40岁的这个病人哭了起来。医生们让她哭了几分钟。“这样一来，生活岂不就完了…要知道，丈夫会把我抛弃的……”
“您就别对丈夫说做了什么手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给她出主意。“他怎会知道呢？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您可以把这事瞒起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总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是的，正是指性命，因为病人到了她们医院里，事情几乎总是性命攸关而不是无关紧要的；她一向认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残缺都是值得的。
然而今天，不管她在医院怎么忙得团团转，某种东西整天都妨碍着她的信心、责任和威严。
这是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胃明显感到疼痛？有几天她没感觉到疼，有几天稍稍有点儿疼，今天则疼得比较厉害。假如她不是一位肿瘤专家，那她对这种疼痛决不会在意，或者相反，会毫无顾忌地去检查。但她对这根线实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绕上第一圈——告诉家里、告诉同事——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暗暗怀着俄罗斯人的那种侥幸心理：也许能应付过去？也许只不过是神经上的一种感觉？
不，整无妨碍着她，使她仿佛感到刺痛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的事情。这种感觉虽然模糊，但却使她坚信不疑。直到现在，当她回到自己角落里的桌子跟前，触及到被目光敏锐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夹着《射线病》原稿的厚纸夹，她才明白，整天不仅使她不安而且还刺痛她的心的乃是同他关于治病权利问题的那场争论。
她还听见他说过这样的话：“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
的确，她不久就要到爱克斯光学会去做一次报告，题目是：《倍于迟发性射线病病变》。内容跟科斯托格络托夫指责她的那一点几乎一样。
还在不久以前，不过一两年，她和其他一些爱克斯光专家（这里的，莫斯科的，还有巴库的）开始遇到这些起初无法解释的病例。脑子里出现了疑问。后来便是猜测。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相互之间通起信来，交换意见，暂时不在报告中涉及，而在报告会的中间休息时交换意见。这时有人从美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摘——美国人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病例不断增多，病人陆续前来诉苦，这一切突然得到了一个名称：“迟发性射线病病变”。这样一来，该从讲台上去谈这类病例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刻也就到了。
这种病变指的是，有些病人10年、15年前经过大照射量的爱克斯光治疗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辉煌的疗效，而现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现坏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那就无怨可诉，至少说是迫不得已。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出于无奈：拯救病人免于必死的厄运，惟一的方法就是采用大照射量，因为照射量小不起作用。今天，带着残疾找上门来的病人应该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已经额外度过的岁月以及尚可度过的余年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当时，10年、15年乃至明年以前还不曾有“射线病”这一名称的时候，爱克斯光照射被认为是最见效的、绝对可靠的治疗方式，是现代医学技术取得的辉煌成就，假如给劳动者治病不采用这种技术而另找别种相应的或迂回的途径，那简直就会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坏。当时只担心组织和骨头的早期严重损伤，但那时当即掌握了如何避免这种损伤的措施。于是也就照个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对良性肿瘤也照。对小孩子也是如此。
现在，这些孩子已长大了，变成男女青年，有的还给了婚，但却带着无法挽回的残疾来求医，患处正是当初一照再照的地方。
去年秋天来了一个病人，不是到癌症楼这里来，而是到外科楼，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知之后，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一个15岁的少年，身子一侧的手和脚比另一侧发育差，甚至颅骨也是如此，因而他从下到上看上去有点儿呈弧形，跟漫画里不成比例的人一样。
对照了病历档案之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确定，此人就是当年由母亲带到医院里来的那个两岁半的男孩，骨头有多处病因不明的损伤，但完全不是肿瘤性质，代谢功能出现严重破坏，外科医生当即把他转到东佐娃那里，指望碰碰运气，说不定爱克斯光能奏效。这样，东佐娃就给他照射，爱克斯光果然奏效！而且效果又是那么好，母亲高兴得哭了，说永远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
而现在他是一个人来的——母亲已经去世，谁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谁也无法从他的骨头里把过去照的射线抽回去。
就在前不久，已经是1月底，一位年轻的母亲来诉说乳房里没有奶水。她不是直接来到这里的，而是从一所医院转到另一所医院，最后才转到肿瘤医院。东佐娃不记得她了，但由于她们医院里的病历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存放档案的小仓库里去翻了一阵，找到她1941年的病历卡，从中得到证实，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来过，并且很听话地躺在射线管下照一个良性肿瘤，要是现在，那谁也不会用爱克斯光来治这种肿瘤的。
东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继续往下写：软组织萎缩，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迟发性射线病病变。
当然，无论对这个畸形的少年，还是对这个不幸的年轻母亲，谁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有问题，因为说明这一点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只会妨害在居民中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病例却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赔偿和纠正的罪过，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她两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间里两台已经关掉的机器之间那狭窄的通道上从门口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到门口。
但老是提出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权利问题能行吗？如果老是那么去想，如果对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都总是怀疑，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那么，鬼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记载的：有人生平头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无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伤。
大概，这条规律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情的人做的结果总是包含两个方面——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然而，无论她怎样安慰自己，也无论她怎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幸的病例连同诊断错误、措施不当或治疗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许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还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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