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子，你好，这是我草拟的几个小问题，算作是访谈。你可以跳过其中某个不答，也可以改动它们，自问自答，总之是由你自由发挥。如果你乐意，还可以反过来向我提一些问题，算作访谈中的互文。
1，请谈谈《同居时代》的构思过程。
2，你曾经谈到，你的每一个故事后都隐藏着一个通俗故事，你能谈谈这通俗故事与你最后完成文本间的关系吗？
3，你假想读者与你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吗？你是否考虑更广泛的读者？
4，语言问题：你是否强调语言的狂欢？你小说的文本与与1998年《看图说话》那组诗有没有连贯的联系？
5，“把一个东西写得不像是东西，对你是一个诱惑。”能具解释这句话吗？
6，你看不看目前杂志上的小说？对它们有什么看法？
7，《同居时代》是一副牌，假如它是空白的，可以发出去，你愿意发给谁？（请开一个小名单，古今中外，死人活人均可。）
8，对我们正进行的访谈，你有什么建议（形式或内容或其它）吗？”
以扑克牌的形式写小说，从文说其实决不算新颖。从纯文角度出发，这种实验我认为既是有限的同时也是意义可疑的。因为它势必会导致一系列的疑问或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实验文？在文的变换中实际包含了什么？这种实验是拒绝读者的吗？或者说文仅仅是某类作家的偏爱？灵动不羁如车前子，当然不会费脑子考虑这些学院气十足的问题。在我与他的谈话中，他曾经漫不经心地一语带过了如“语言狂欢”、“喜欢通俗小说”、“读者和自己应该有同样的思维”、“把一个小说写得不像小说，对自己是一种诱惑”等等这些话题。我希望他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因为我觉得完全离文学思考或个人趣味的实验是毫无意义的。扑克牌小说在众多新奇文中大概只持中庸之道，因此我希望借这个小说，来引出一些可能隐藏在背后的话题。
我特意给车前子设计了学院式的提问。对我的前几个问题，车前子似乎显得颇为吃力又有些不屑和无奈。他答道：
“1，不仅仅是《同居时代》，我的构思过程，是手写过程。构思在手写中完成：是思维的一种即兴—开放—形成形式。套用迪伦马特的‘灵感思维’，我姑且称它为‘手写思维’。我的手写的特不能忽略。
但《同居时代》还有点不同（其实每篇的具写作都是不同的），我借用了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如果勉强能为此篇小说作一示意图的话：即是若干个点。有的点已经连成线，甚至几条线还纠缠在一起；有的点就是点，没有发展，但有发展的可能；有的还可以说成是污点—因为《同居时代》是一副扑克牌的形式，就像你有时候会拿到几张臭牌，于这一圈牌中毫无用。读者完全可以跳开不读。
2，前几年的俗话讲：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而情况往往是这样的—男人我们看见了，女人却不见。
3，在毛泽东时代，大家的脸都长得差不多。我的思维方式是我的镇馆之宝，就不可能都有此类收藏。先有作者，再有读者。但读者的进步要比作者来得快—所以才有广泛的读者这一说法—当作者还津津有味地玩这个把戏时，广泛的读者已把作者抛弃了。我对广泛之外的读者更感兴趣，他们是早晨五六点钟的太阳。
4，语言的狂欢—我在狂欢的后面再加上个‘节’字—我一般不这么强调，只是心里有数—语言的狂欢节。这节是节制的节。没有节制，就成了滥杀无辜，是纳粹行为。
1998年我写了《看图说话》等近二十首长诗和组诗，我想，没写的话，我也会无中生有；写了的话，就像是遗传基因吧。
5，已经非常具了。
6，你看吗？”
到第七个问题，我的提问才略使车前子兴奋起来：
“7，努尔哈赤—那时候还没有这种牌：poker。
沈从文—据说他从不玩牌。
陀斯妥也夫斯基—一个老输的赌徒。
李冯—《同居时代》就是为他写的。
发给这四个人，比较热闹。或者，发给更多的人，比如那天晚上在一起喝酒的几个人。那天晚上，李冯对车前子说：‘你也写个小说吧。’车前子比较实际：‘有地方发吗？’李冯答到：‘《作家》可以。’
8，最近，我也访谈了几位诗人，整理时一不留神，把谈写成了‘痰’。被访者谈吐不俗经常吐痰，所以访者—我的建议—做一块牌子，写几个大字，不时地举一下：‘禁止随地吐痰！’
9，听来的问题：‘这样写到底有什么意思？’昨晚，在黄亭子酒吧，我听到程光炜这样问林白。林白是否回答，我不知道—我去看抓小偷了。七个便警察追着三个小偷，追到儿影厂宿舍，四个便警察像在掏裤裆，我替他们着急：这时候怎么能撒尿？他们掏出了手枪。估计三个小偷手上也有家伙，我就回家了。这听来的问题请你回答。
10，请谈谈你草拟的这几个问题的构思过程。
11，像我这样写小说，发表的机会多吗？我写小说就想发表—明天不想上班，想以小说换钱。我是从1998年7月26日后开始写小说的，到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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