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和那位美国女同学所参观的情形，医生堕胎施行手术都在五分钟即完毕。他们进去看时，都须穿上白罩衫，随着用手术的女医生旁观。准备堕胎的妇女躺在特备的手术桌上，并不上麻药，由两个医生施行手术，将胎儿取出就是了（同时当然还有看护等襄助，她们都戴着橡皮的手套）。他们还看见当医生施行手术时，有一个受手术的妇女还能谈笑自若地和医生谈话，一点没有痛苦的表现。医生的手术完毕之后，这妇女即被用毡包裹好，放在有车轮的“行榻”上，送到休养室里去。在休养室里，前一两天经过手术的妇女，有的在看书，有的很起劲地在和别榻上的妇女大谈其天！
就莫斯科一处说，在一九三○年，堕胎者达十七万五千人。据曾在莫斯科特别调查此事的法国医生Hamant和Cuenot两博士所报告，谓该处堕胎数量较前大增，一九二九年中堕胎超过生产百分之六十一。这样增加的比例，在实际上未尝不因为秘密堕胎之逐渐减少乃至灭迹，所以在增加的数量中，有许多不过把从前之秘密的变为公开的。而且自堕胎规定为合法以来，苏联人口的生产率仍然是每千有三十七之高度（在所谓“文明的”西欧各国，都在每千二十以下），每年人口仍然是有三百万的增加；换句话说，人口增加的速率并不受堕胎的影响。这现象和社会环境的逐渐改善以及儿童保育的积极实行，都有密切的关系。
在苏联一方面不勉强妇女们不愿的生育，一方面仍用教导的方法使一般人明白堕胎的害处，除利用刊物（印行小册子广发）和讨论会外，并利用电影对全国各处宣传，同时在“商榷处”由医生指导性的卫生的时候，并注意指导节制生育的方法。更基本的当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进行，例如提高人民的生活标准，建造良好和足够的住宅，以及托儿所网之更为扩充密布等等。
（一九三五，一，十七，晚。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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