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的工人大多来自乡村，不但从来未用过机械，而且缺乏一般的教育。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方面须努力于增高一般的教育水准，一方面须努力于利用最经济的方法实行劳工教育以增进技能。
训练“熟练工人”的学校，“工厂学校”可算是一个基本的型式。上面所说的那个“工厂学校”收纳已毕业七年教育的青年，已是进步的了，在最初因需要工人的数量太多，而七年教育尚未普及，有许多地方不得不计划以四年的初等教育为基础的“工厂学校”。教科的内容不但注重技术的获得，同时并注重理论的了解，和全国经济政治大势的了解。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中，这种“工厂学校”的数量自两千四百二十八所（1927—28）增至六千所（1931—32）；在同时期中，学生人数自二十四万三千余人，增至一百八十五万余人。
“工厂学校”不过是工人增进知识技能的一种，此外还有五六种或研究班或学校，依工人的已有程度，协助他们再作向前的研究，例如中等工业学校（technicum），备已修完“工厂学校”课程的青年，再求深造，造成中等的技术人员（自两年至三年毕业）；有工人升学预备科（Workers' faculty），凡工人已有高等技能，或至少已有三年的工业经验，而却未得充分的普通教育，得在此肄业（三四年毕业），准备升入工业大学。这些工人的补习学校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不必离开职业，同时获得学术上的修养和进步。仅就上述两个例子的学校而言，中等实业学校在一九三○年一月，学生人数只有一万人，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即增至三万九千人；工人升学预备科在同时期的学生人数，由一万三千人增至七万七千人。
记者在莫斯科时，因暑期大学的媒介，得到好几位苏联的好友，其中有一位塞基（Kameusky Sergei）君，便是由工人升学预备科出身的大学生。他原是一个工厂的木匠，曾参加建造莫斯科大建筑之一的电报局。因他的工作成绩特优，由工厂委员会许他进本厂的工人升学预备科，并特替他减少工作两小时（工资照付），使他能更迅速地修完学程，三年后升入矿科大学（因他的个性尤近于这科），今年暑假即可毕业，可得到矿业工程师的资格。我在莫斯科时，他还未毕业，但已有三个位置等候他选择其一。他在半年前还得到一位贤妻宝玲（Pauline Moness，也成了记者的一位好友，关于她，将来还有机会谈到），她也可于今年暑假毕业，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她毕业后的位置也已定了。塞基将选择和他的贤妻同地工作的一个位置。他们俩都是极可敬爱的二十几岁的青年（都能说英语德语，宝玲美外慧中，除英德语外，还能说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而且都说得很好）。
（一九三五，二，十三，上午。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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