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空气方面当然是舒畅得多了。较近船头而接连这头二等舱的一方，便是一个大餐室，设备也比三等餐室讲究些，例如有地毯，地位没有三等的那样挤，桌子是分开排的长方小桌，不像三等的是用开会式的长桌子。在这头二等舱的另一头，便是一个很讲究的音乐室，里面铺着讲究的地毯，有钢琴，有留声机，有舒服的沙发，有写字台等等。吸烟室则在更上一层的甲板，在音乐室前有楼梯直达，里面有很舒适的厚而且大的沙发，围着丝呢面的桌子。和这个吸烟室在同层甲板上的后面房间，便是船长室。吸烟室和船长室都靠近船旁，两旁都有像行人道的甲板，这层上的吸烟室，两旁行人道的甲板，以及下一层的头二等舱两旁人行道甲板，音乐室：这些都是在这船上比较最好的地方，也就是全体搭客——不论何等——都可通行无阻，随意走动坐息的处所。
这船本说下午两点半开，直等到四点一刻才开。在苏联有个由革命以前遗留下来而尚未除尽的缺点，那便是有些地方要你忍耐着等，等，等！这种“慢吞吞”的习惯，据说在革命后已积极改善，但在苏联做旅客的人，仍感觉到这个缺点仍有不少的遗迹存留着。在这里算是我此行第一次尝着“等”的味道。孟君因四点钟还有他约，不能多“等”，便先和我握别。
在和我们一同参观“布尔乔亚舱”的几个女青年里面，有个俄女才十六七岁，一对碧眼，两颗笑涡，活泼轻盈，那种天真快乐的性格和态度，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天地间有什么可以忧愁的事情；但是我无意中和她谈谈，才知道她原是孑然一身，父母都早已去世了，只有一个姑母在加拿大，从小跟着姑母，后来在加拿大一个衣庄里做工自给，苦过日子，现在知道苏联是劳动者的世界，便独自一人由加拿大经英国而回到苏联去寻工作做。她的身世，如用中国的形容词来说，也可说是“零仃孤苦”，但是她虽没有了家属的凭藉，却有个充满着希望和热情的新社会等候着她回去参加努力，这在她却也很有“快乐”的理由。
（廿三，十一，十四，晚。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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