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全体社员谋福利的种种建设，一天一天地增加。据说在莫斯科有两个这样的公社。
公社办公处的主任和几组的主席，还请我们去开了一个谈话会，报告工作的大概情形，据说该社有四大原则：（1）劳动，人人须有一种工作做；（2）教育，人人须学习，就自己已有的程度再向前研究；（3）文化，设有种种俱乐部，注重有益文化的娱乐；（4）自治，成立自治的机关，共同执行公意所定的社规。最有趣的是当谈话的时候，主席指给我们看：坐在这边的这位委员会主席从前是做过贼伯伯的；坐在那边的那位某厂经理从前是做过扒手的。被指出非但不以为忤，而且欣然觉得好笑。我们随着主席的手指而注目的人，也都欣然觉得好笑。
我们不要以为这类的组织不过是什么“新村”——在别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曾有“新村”或“新居留区”（newsettlement）的运动——却是在新社会的大制度下的“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种组织。换句话说，以上所谈的这个公社，不过是苏联待遇罪犯的全部工作中的一部分。
到苏联考察的人们，对于他们的处置罪犯的方法——这是指不涉他们认为反革命或破坏社会财产的罪犯——也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新工作，认为“有许多方面是在全世界中最人道的、最科学的、最有良效的。”（引号中语见于到我国演讲过的艾迪博士所著的“Russia To-Day”1934，虽则这书含有宗教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处置罪犯的制度，目的不在惩罚或报复；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救出来，使能重新做好人，不是替社会除去这个人，是替社会救回这个人；其次的目的乃在犯人还在试验期内，保障社会，使社会勿受到他的牵累。因此已逐渐用下列的种种组织来代替监牢：改造罪犯的新村（本文所述的便是一例）、农场、农业工作营、精神病医院、试验室，以及分期扣除一部分工资等等的办法。这种制度，并不养成怀恨社会的以犯罪为业的人（所谓“professional criminal”）；却在努力创造新人。
我在上面所谈的那个新村的情形：听说即一般监狱在苏联已没有监狱这名称，只有所谓“益斯普拉夫东尼”（isporavdoni），意思是“挽救院”（house of redemption），也有类似的情形。英国拉斯基教授（Harold J. Laski）游俄后，在他最近所著的《苏俄的法律和正谊》 曾说起：“我遇着几个犯人，他们在工作余暇，都在大学里上课。他们由监狱到大学，由大学回到监狱，并没有人监视着，不怕他们逃走。我还遇着两个人，他们仍在依着裁判坐监，还未满期，但同时却在莫斯科大学里修得了两种资格，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化学工程师。”（见该书第廿八页。）
他们认为犯罪的可能原因不外三种：一是无知，二是经济的压迫，三是身体上或神经上的缺憾。他们努力用教育来消灭无知；努力造成人人有业的环境，并为人人逐渐增加适当的工资（根本当然是在生产工具的社会化）；至于第三种的缺憾，则利用科学的测验，分别处置。
（一九三五，三，四，上午。伦敦。）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