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次由英赴苏联游历，很幸运的事情是在船上认识了不少美国的青年朋友，在莫斯科暑期大学又认识了不少苏联的青年朋友。因为有了这样出乎意料之外的缘分，在苏联勾留两个月，除有一部分是受苏联旅行社的照料外，有许多地方是脱离了该社的照料而承蒙朋友们的伴游和引导而看到的。我想在这里谈谈几位和我尤其亲近要好的苏联的青年朋友：我的动机当然不在叙述私人的几个朋友，是在藉此机会可以知道苏联青年的活动和心理的一斑。
我在几位苏联的青年朋友里面，最令我铭感不忘的要算是女友克娜拉了。她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共和国是苏维埃联邦的大高加索共和国所包含的三个自治共和国里面的一个。）自暑期大学在莫斯科开学之后，常有苏联的男女学生到我们学校里来玩。暑校常在夜里举行跳舞会，或在休息日作集体野游的时候，更有整百的苏联的男女学生来参加。这里面在平日来得最多的是莫斯科大学所附设的英文科的男女学生。因为他们懂英语，所负的招待我们的责任多些，而且他们也很愿在这暑假期间来和我们常聚，藉此可以练习练习英语。克娜拉也是这英文科里面的一位女生。对于求知的兴奋，是苏联青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克娜拉在这一点也有很充分的流露。她屡次欣然对我说，她在这个暑假期间能常到这暑校来练习英语，真是她的一件大幸事。我很看得出她听英语时，对于语调和成语都非常地留神，转瞬间就被她学去，从她的话语中表现着出来。我常和她开玩笑，拆穿她的这种秘诀，她知道了也憨笑不已。的确，在暑校结束时，她的英语已显然大有进步，和暑校刚开学时大不同了。（这是指她来暑校常和许多男女同学谈话的结果，并非和我一个人谈话的结果。）俄国人学英语似乎不及中国人的容易。他们常把r的音卷动得太厉害，这是受俄语的习惯所影响的。我和克娜拉更熟了之后，一遇着她在谈话中把r的音拖得太长的时候，就提醒她，她便立刻改正；最初仍然有些勉强，后来改得多了，也渐渐自然了。她自己觉得她的英语大有进步，那无意中时常流露于眉宇间的愉悦的神情，只有亲见她的人能领会得到。我从苏联南方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她已上课了（她上的是下午七点至十点的夜课），课程中有十五分钟的短篇演说，她很虚心，很用心地把英文演稿写好之后，还交给我看，我略为修改几处，她在校里演讲后，教授当众赞她大有进步。（这却不是我修改的功劳，因为我仅更动几个字，修改地方极少。）她由校里回来，一跑到我的房门口，还未踏进来，就于急步中带着笑声，提高嗓子叫“安生”，进来后更三言作两语地很急迫地诉说给我听。这种琐屑的事实，我所以不惮烦地谈到，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小处，也很可以看出她努力求进步的殷切的和自动的精神。
我问她英文科毕业后想干什么，她说照例大多数毕业于这科的是去做英文教员，但她自省不喜欢做教员，因为她是好动的，不宜于课堂里的生活；她很想做新闻记者，目前尚在考虑中，倘若决定做新闻记者，则在英文的基础打好之后，还要进新闻学专科研究几时。因此，在目前的阶段中，她正在用全副精神把英文基础打好。苏联的青年绝对没有毕业后要失业的忧虑，这一层是主持政治的人已替他们弄得必有机会各展其所长的环境了；他们所要替自己考虑的是怎样省察自己的特长，作充分的准备，俾有专门的材力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和改进。
克娜拉今年廿八岁了，但看上去至多是廿三四岁，生得虽不及在德国所遇到的E女士美，却也有她的令人喜欢的地方。（我曾介绍她和戈公振先生晤谈，戈先生也很喜欢她。）她所以能这样保留她的青春，我想大概是因为她只有努力，无所忧虑。我总常见她满面笑容，或于闲静的俄顷微吟着她喜欢的歌调。她曾在两年前在莫斯科嫁给一位新闻记者，新婚才两个多月，她的丈夫被派到别处去开办一个报馆，途中患热病去世，一电飞来，使她哀痛万状，（她当时仍暂留在莫斯科就学，）抱着她的老母痛哭！幸而她有她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丈夫的不幸早死，并没有葬送她的全部的人生——这可以说也是已解放的苏联的新女性之又一个特点。她现在有个老母，有个弟弟。弟弟在红军里做兵士，她待他非常友爱，有一次他生病进了医院，她听见了系念无已，在百忙中天天跑到医院里去看一次，对于老母非常孝顺，常把她自己在学校里所得的津贴节省下来，买些老人家喜欢吃的用的东西，带回去孝敬母亲。她的家住在郊外，离城市颇远，我住在西娜家里的时候，她因为要便于照顾我起见，在这几天也住在西娜家里，和西娜住在一个房间，但她常常怀念着老母，每隔一两天必须设法跑回家去看看，她在暑校里认识我以后，即待我非常的好，差不多每天见面，我和许多不懂英语的苏联学生谈话时，便靠她做翻译；看到不懂的俄文说明时，也是靠她做翻译；有信给俄友时，靠她代写俄文的封面（写英文的在邮局里递得慢些），有时要复俄文的信，就请她代笔。她常带我去看电影，或去听音乐会，或到各公园去散步，或同去买东西，我在莫斯科时得到她的帮助不少，勤于为社会服务，热诚帮助朋友，这固然也是苏联一般新女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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