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球（Polo）为一种马上打球之戏。发源于波斯，其后西行传至君士坦丁堡，东来传至土耳其斯坦。由土耳其斯坦以传入中国西藏、印度诸地。日本、高丽亦有此戏，则又得自中国者也。或谓波罗球传至东方，仍保持其原音，此说余尚未发见何种文献足以为中国方面之证明。若《弹棋经序》所云之波罗，则本作波罗塞，俗本讹误，盖双陆之别名，与戏于马上之波罗球不可混而为一也。以余所知波罗二字与此种球戏连类并及者唯杜环《经行记》一书，《经行记》谓拔汗那国：
土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
拔汗那即Ferghana，为汉代之大宛。其所谓球场，必为波罗球场无疑也。顾波罗球传入中国，波罗二字之音虽不可见，而波斯此戏原名之音，则似尚有残痕。按波罗球波斯名为gui，唐代名波罗球戏为打球，一名击鞠。球字之唐音为“渠幽切”，疑“球”字乃用以译波斯gui字之音。打球既一名击鞠，于是说者往往以为即汉魏以来所有之蹴鞠戏。实则蹴鞠戏以步打足踢为主，而波罗球须骑马以杖击之，故云打球或击鞠也。
波罗球传至东方后，中国与日本、高丽所行者俱微有异同。中国所行之波罗球，其规则约略见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史礼志》、《金史礼志》及《析津志》诸书。《宋史》所陈过繁，今录《金史礼志》之说如次，以见波罗球之梗概：
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
唐代之波罗球，其规制大致当与此不殊。阎宽《温汤御球赋》云：
珠球忽掷，月杖争击。
蔡孚《打球篇》亦谓：
金锤玉鉴千金重，宝杖雕文七宝球。……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
皆指球与打球杖二者之形状而言也。打球以先入网者胜，名曰头筹；得筹则唱好。据《宋史乐志》，大明殿会鞠，教坊例设龟兹部鼓乐，唐代亦然。王建《宫词》有云：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可见其与宋制不殊也。波罗球传入中国，历唐、宋、元、明而不衰。明永乐时，北京羽林禁军尚为此戏，其时球场在东苑。此戏之衰当在明之季叶，至清而寂然绝响，不唯民间不知打球，即朝廷亦无此典。不知何故也。
波罗球传入中国当始于唐太宗时。唐以前书只有蹴鞠，不及打球，至唐太宗，始令人习此。封演云：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
此是唐初波罗球已行于长安之证。《文献通考》名打球为蹴球，亦谓始兴于唐。唐代之波罗球大约直接从西域传来，是以犹存波斯旧音。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而皇室特嗜此戏，推究源始，俱由于太宗之倡开风气也。
唐代诸帝率善此戏。唐初则有玄宗为诸王时便已善此，球马之精，虽吐蕃名手亦所不逮。封演纪此云：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令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元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
是以开元、天宝中数御楼观打球为事。宋晁无咎《题明皇打球图》诗：
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
《通鉴》亦谓：
上（玄宗）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
以此与本篇第五节引玄宗伺察宁王所云“天子兄弟当极醉乐”之言比观，可知玄宗人极猜忌，声色犬马之好所以颓丧诸王之志气耳。诸王亦复知此，是以玄宗偶誉汝南王琎，宁王便为之震惊失次。玄宗以音律球马奖励臣工，于是争奇斗艳，竞相纷泊，开、天以后长安胡化之大盛，玄宗倡导之功不可没也。
玄宗而后，诸帝王打球者尚有宣宗，其技之精，虽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唐语林》云：
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
僖宗于此技尤为自负，谓当得状元。《通鉴》纪之云：
上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三川节度亦以打球胜负定之，一国政事竟视同儿戏。穆宗、敬宗于打球戏俱沉溺忘返。敬宗嗜此，常至一更二更，戏者往往碎首折臂，而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之流以球工得见便殿；其后竟为此辈所弒，年才十八。唐代诸帝嗜打球戏，其结局要以敬宗为最惨矣。
有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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