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加税如初。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二也。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於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三也。诸州税务，送至上都，度支颁给群司，例皆增长本价，而又缪称折估抑使剥徵，奸吏因缘，得行侵夺，所获殊寡，所据殊多。此则人益困穷，其事四也。税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极之中，而复有奉进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颇拘於成例，莫敢阙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许别税。绮丽之饰，纨素之饶，非从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编户之筋力膏髓，将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变徵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广其课而狭偿其庸，精其入而粗计其直。以召雇为目而捕之，不得不来；以和市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为妨抑，特甚常徭。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五也。大历中，非法赋敛，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之类者，既并收入两税矣。今於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此则人益困穷，其事六也。建中定税之始，诸道己不均齐，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赋偏重，或疠疾钟害，或水旱荐灾，田里荒芜，户口减耗。牧守苟避於殿责，罕尽申闻，所司姑务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阙乏税额，累加见在疲?。一室巳空，四邻继尽，渐行增广，何由自存。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七也。自至德讫於大历，二十年馀，兵乱相乘，海内罢弊。幸遇邻陛下绍膺宝运，忧济生灵，诞敷圣谟，痛矫前弊，重爱人节用之旨，宣轻徭薄赋之名。率土?黎，感涕相贺，延颈企踵，咸以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敛从其重，颇乖始望，已沮群心。因之以兵甲，而烦暴之取转加；继之以献求，而静约之风浸靡。臣所知者，才梗?耳，而人益困穷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大历中所闻人闻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则人之无聊，不问可悉。昔鲁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而无怨，节而无贫，和而无寡，安而无倾。」汉文恤患救灾，则命郡国无来献。是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人安则财赡，本固则邦宁。今百姓艰穷，非止不足；税额类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来献；诚可哀悯，亦可忧危。此而不图，何者为急？圣情重慎，每戒作为，伏知贵欲因循，不敢尽求厘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与宰臣参量，据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无益者罢废之；有过制者、广费者减节之。遂以罢减之资，回给要切之用。其百姓税钱，因军兴每贯加徵二百者，下诏停之，用复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诸道权宜加徵，亦当自请蠲放，如是，则困穷之中，十缓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贡。过此以往，复何所须？假欲崇饰燕居，储备赐与，天子之贵，宁忧乏财。但敕有司，何求不给，岂必旁延进献，别徇营求。减德市私，伤风败法，因依纵扰，为害最深。陛下临御之初，已宏清净之化，下无曲献，上绝私求。近岁以来，稍渝前旨，今但涤，除流误，振起圣猷，则淳风再兴，贿道中寝。虽有贪饕之辈，曷由复肆侵渔，州郡羡财，亦将焉往？若不上输王府，理须下纾疲人，如是，则困穷之中，十又缓其四五矣。所定税物估价，合依当处月平。百姓输纳之时，累经州县简阅，事或涉於奸冒，过则不在户人，重重剥徵，理甚无谓。望令所司，应诸州府送税物到京，但与色样相符，不得虚称折估如。滥恶尤甚。给用不充，惟罪元纳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静，权叶无因动摇，如是，则困穷之中，十又缓其二三矣。然後据每年见供赋税之处，详谕诏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两税判官一人赴京，与度支类会参定，通计户数，以配税钱，轻重之间，大约可准。而双量土地之沃瘠计物产之少多，伦比诸州，定为两等。州等下者，其每户配钱之数少；州等高者，其每户配钱之数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观察使更於当管所配钱数之内，均融处置，务尽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轻重不得偏并，虽或未尽齐一，决当不甚低昂。既免扰人，且不变法。粗均劳逸，足救凋残。非但徵赋易供，亦冀逋逃渐息。俟稍宁阜，更择所宜。
△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
夫国家之制赋税也，必先导以厚生之业，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则不徵，非土之所有则不贡，谓之通法，历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间，而五材之用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资於作为，金木自产於山泽，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赋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焉。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於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故租税取焉；官之所为者，故赋敛舍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国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逾其分。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缯纩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赋法。列圣遗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违任土之通方，效算缗，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徵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徵非所业，所业非所徵。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且百姓所营，唯在耕织，人力之作为有限，物价之贵贱无恒。而乃定税计钱，折钱纳物，是将有限之产，以奉无恒之输。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多则人力不给；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少则国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济，以此为法，未之前闻。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百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价计稍贵，数则不多。及乎颁给军装，计数而不计价，此所谓税入少而国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率万钱，为绢六匹。价既转贱，数则渐加，向之蚕织不殊，而所输尚欲过倍，此所谓供税多而人力不给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精救灾害者，在乎约循典制，而以时变损益之。臣谓宜令所司，勘会诸州府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仍依庸调旧制，各随乡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税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税绢若干匹，其有纟?绵杂货，亦随所出定名，勿更计钱，以为税数。如此，则土有常制，人有常输，众皆知上令之不迁，於是一其心而专其业。应出布麻者，则务於纺绩；供绵绢者，则事於蚕桑。日作月营，自然便习，各修家技，绵足供官。无求人假手之劳，无贱鬻贵买之费，无暴徵急办之弊，无易常改作之烦。物甚贱而人之所出不加，物其贵而官之所入不减，是以家给而国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旧规，固非创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骋异端，妄行沮议。
臣请假为问答，以备讨论，陛下诚有意乎怜愍苍生，将务救恤，但垂听览，必有可行。议者若曰：「每岁经费所资，大抵皆纳钱数，若令以布帛为额，是命支计无凭。」答曰：「国初约法已来，常赋率由布帛输，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独当今则难支计。且经费之大，其流有三：军食一也，军衣二也，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军衣固在於布帛，军食又限於地租其计钱为数者，独月俸资课而已。制禄唯不计钱，故三代以食人众寡为差，两汉以石数多少为秩。盖以钱者官府之权货，禄者吏属之常资，以常徇权，则丰约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权为常，则轻重之柄不得专於国。故先王制禄以食，而平货以钱，然後国有权而家有节矣。况今馈饷方广，仓储未丰，尽复古规，或虑不足。若但据群官月俸之等，随百役资课之差，各依钱数少多，折为布帛定数，某官月给俸绢若干匹，某役月给资布若干端。所给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条例，便为恒制，更不计钱。物甚贱而官之所给不加，物甚贵而私之所禀不减，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为切，有职田以供食，有俸绢以供衣，从事之家，固足自给，以兹制事，谁曰不然。夫然，则国之用财，多是布帛，定以为赋，复何所伤。」议者曰：「吏禄军装，虽颁布粟，至於以时敛籴，用权物价重轻，是必须钱，於何取给？」答曰：「古之圣人，所以取山泽之蕴材，作泉布之宝货，国专其利，而不与人共之者，盖为此也。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於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於轻重之权。下困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於斯。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有粜盐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纳其资，苟消息合宜，则钱可收矣。钱可收，固可以敛轻为重；钱不乏，固可以散重为轻。弛张在官，何所不可，虑无所给，是未知方。」议者若曰：「自定两税以来，恒使计钱纳物，物价渐贱，所纳渐多，出给之时，又增虚估广求羡利，以赡库钱。岁计月支，犹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纳以平，军国之资，无乃有阙？」答曰：「自天宝以後，师旅数起，法度消亡。肃宗拨滔天之灾，而急於功赏；先帝迈含垢之德，而缓於纠绳。由是用颇殷繁，俗亦靡弊，公赋巳重，别献继兴；别献既行，私赂竞长。诛求刻剥，日长月滋，积累以至於大历之间，所谓取之极甚者也。今既总收极甚之数，定为两税矣；所定别献之类，复在数外矣；间缘军用不给，巳尝加徵矣；近属折纳价钱，则又多获矣。比於大历极甚之数，殆将再益其倍焉。复幸年谷屡丰，兵车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盖以事逐情生，费从事广，物有剂而用无节，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约其用，非但可以布帛为税，虽更减其税亦可也；苟务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虽更加其税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故鲁哀公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以盍彻。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馀，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卫文公承灭国之馀，建新徙之业，革车不过三十乘，岂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约巳率下，通商务农，卒以富强，见称载籍。汉文帝接秦项积久伤夷之弊，继高吕革创多事之时，家国虚残，日不暇给，而能恭俭节用，静事息人。服弋绨，履革舄，却骏马而不御，罢露台而不修，屡赐田租以厚?庶，遂使户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乡曲宴游，乘牝?者不得赴会；子孙生长，或有积数十岁不识市廛；御府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国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没垂令名，人到於今称其仁贤，可谓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荡，再造寰区，武德年中，革车屡动，继以灾歉，人多流离。贞观之初，荐属霜旱，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米价腾贵，斗易一缣，道路之间，馁殍相藉。太宗敦行俭约，抚养困穷，视人如伤，劳徕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赎还其家。严禁贪残，慎节徭赋，弛不急之用，省无事之官，黜损乘舆，斥出宫女。太宗尝有气疾，百官以大内卑湿，请营一阁以居，尚惮烦劳，竟不之许。是以至诚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谷连稔。贞观八年以後，米斗至四五钱，俗阜休行，人知义让，行旅万里，或不赍粮。故人到於今，谈帝王之盛，则必先太宗之圣功；论理道之崇，则必慕贞观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经始岂不艰窘哉？皆以啬用爱人，竟获丰福，是所谓能节虽虚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据崤函之固，藉雄富之业，专力农战，广收材豪，故能芟灭暴强，宰制天下。功成志满，自谓有泰山之安，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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