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必无所望。今李光颜既除陈许节度，尽领本军，伏请抽诸道劲兵，通前约与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诸军，解深、邢重围，与元翼合势。令裴度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四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镇州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自生变改。况光颜久谙战阵，素有威名，裴度为人，忠勇果决，加以明悬赏罚，使其忧责在身，事势驱之，自须死战，若比向前模样，用命百倍相悬。破贼责功，无出於此。况太原兴王之地，天下劲兵，今既得人，足当一面。以此计度，无如二人。
一请抽拣魏博、泽潞、易定、沧州四道兵马分付光颜事。
右，伏请诏光颜於前件四道拣选马步精锐者。每军各取三四千人，并令光颜专统，一则藉其兵力，讨袭镇州，二乃每军抽人，不为不用，其馀放去，理亦无妨，况令守疆，亦足展效。或闻泽潞、魏博兵马，同讨淮西之时，素谙光颜勤┰将士，必乐为用，可望成功。今光颜得到下博後，即陈许先有八千人，昨又发三千人，光颜又领凤翔马军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郑滑、河阳等军，悉皆劲锐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马，约有三四万人，尽付光颜，足以成事。其襄阳、陕府、东都、汝州等道兵马，仍委光颜拣择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还。岂惟虚费资粮，兼恐挠败军阵。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都监一人。诸道兵马监军，伏请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
一请勒魏博等四道兵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宏正遇害，令报父仇，望其感激众心，先立功效。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闻魏博一军，累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七八万贯，今天下百计求取，不足充其数月衣粮。若且依前，将何供给？则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给衣粮。省费之间，利害明矣。其泽潞、易定等，虽经接战，胜负略均。且昭义全军，收临城一县不得，则其兵力，亦可知矣。沧州新经败挫，叔良又乏将谋，势不支任，必无可望。今请魏博等四道，各归本界，严守封疆，如此则不独减无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费。就中魏博，尤要退军，虚费赀粮，最可痛惜者也。一请省行营粮料事。
右，伏以行营最切者，并不以国用将竭，军费不充，更至春夏已来，实恐计无所出。今若两道更留六万，其馀退食本道衣粮，即每月所费仅减其半，一月之用可给两月。唯供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责其死战，敢不尽心？臣以为当今至切，无过於此。
一请因朱克融授节後速讨王庭凑事。
右，克融、庭凑同恶相济，物情事理断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节钺，纵终助援，必恐迟疑。当逗遛克融之时，是经营庭凑之日，迟则心固，久则计成，三数月间，须有次第，延引入夏，转难用兵，今正是时，时不可失。以臣等所见，谨具如前。状以行营今日事宜，真可谓急危极矣！其间变故，远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迟晚，若犹可及，无出於此。何者？苟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览臣此状，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谙兵事，纵知诚恳，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战机宜，非臣所习，而军国利害，虽愚亦知。况察群情，兼听众议，与臣此奏，所见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轻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营事势，奏报不真，皆云贼徒计日合破，又陛下以制?既久，难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绩，至今既无次第，安得不务改图？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犹未晚。」若因循且过，即救疗转难。臣又切有过忧，敢不尽吐肝肺？实恐军用不济，更须百计诛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极。今天下诸色钱内，每贯已抽减三百，茶盐估价，有司并已增加，水陆关津，四方多请率税，不许即用度交阙，尽许则人心无そ。自古安危，皆系於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不以重难改移，忽於大计也。臣等又忧深州久围，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粮道未通，下博诸军，政於穷地，光颜兵少，欲入无由，外即救援不来，内即饣侯粮罄竭，各求生路，谁向死门，无可奈何，忽然奔散，即圣心虽悔，其可及乎？其鉴不遥，在贞元中，韩全义五楼之败是也。伏望陛下详臣此状，思臣此言，若以为然，速赐裁断。臣等受恩日久，忧国情深，志在恳切，言无方便。伏望圣鉴，俯察愚衷。无任感激悃款之至，谨同诣延英门进状以闻，伏听敕旨。谨奏。◇ 论姚文秀打杀妻状
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司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已死，又何以名为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
又，按《律疏》云：「不因争斗，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争斗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殴死」者，谓是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籍，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後，以物殴杀了，则曰「我因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又如此可乎？设使因争，理犹不可，况阿王已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又大理寺所引刘士信及骆全儒等殴杀人事，承前寺断不为故杀，恐与姚文秀事，其间情状不同。假如略同，何妨误断，便将作例，未足为凭。伏以狱贵察情，法须可久，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者从今得计。谨同参酌，件录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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