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力穑者轻用而日贫。夫然，岂殖货敛散之节失其宜耶？将泉布轻重之权不得其要也？
臣闻谷帛者，生於农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财物者，通於商也；钱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矣。敛散得其节，轻重便於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关辅之间，仍岁大稔，此诚国家散钱敛谷防险备凶之时也，时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见今人之弊者，由铜利贵於钱刀也。何者？夫官家采铜铸钱，成一钱破数钱之费也；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也。铸者有程，销者无限，虽官家之岁铸，岂能胜私家之日销乎？此所以天下之钱，日减而日重矣。今国家行挟铜之律，执铸器之禁，使器无用铜。铜无利也，则钱不复销矣。此实当今权节重轻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
问：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今欲转劳为逸，用富易贫，究困之由，矫其失於既往，求安之术，致其利於将来。审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闻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臣虽狂瞽，然粗知之。臣窃观前代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何则？天下之人亿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亿兆之人奉其一君，则君之居处，虽极土木之功，殚金玉之饰，君之衣食，虽极海陆之味，尽文采之华，君之耳目，虽忄舀郑卫之音，厌燕赵之色，君之心体，虽倦畋渔之乐，疲辙迹之游，犹未全扰於人伤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则一纵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盖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颁於方镇，方镇布於州牧，州牧达於县宰，县宰下於乡吏，乡吏转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臣，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故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力焉，雷动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於人，人实何堪其弊，此又为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则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道，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是以圣王之修身化下也。宫室有制，服食有度，声色有节，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殚人力，不耗人财。夫然，故诚发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达乎天下。以此禁吏，则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则贫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术，以臣所见，其在兹乎。△二十二、不夺人利，议盐铁与榷酤诫厚敛及杂税
问：盐铁之谋，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虑其侵削黎庶。舍之则乏用於军国，取之则夺利於生人，取舍之间，孰为可者？
臣闻君之所以为国者，人也；人之所以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从出者，农桑也。若不本於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从天来，必是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则日引而月长，人则日削而月?，至使人心穷，王泽竭。故臣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货利，不言有无，耗羡之财不入於府库，析毫之计不行於朝廷者，虑其利穴开而罪梯构。然则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节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尧、夏、禹、汉文之代，虽薄农桑之税，除关市之征，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亦国足而人富安矣。何则？欲节而用省也。秦皇、汉武、隋炀之时，虽入太半之赋，徵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车之算，亦国乏而人贫弊矣。何则？欲不节而用不省也。盖所谓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夫利散於下，则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则人劳而贫。故下劳则上无以自安，人富则君孰与不足？《礼记》曰：「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诗》曰：「恺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体劳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贫者也，臣又闻地之生财，多少有限，人之食利，众寡有常，若盈於上，则耗於下，利於彼，则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统，国无异政，家无异风。若夺其利则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则利生，利不归於人，欲何归乎？故夺之也，如皮尽於毛下，本或不存；与之也，同囊漏於贮中，利将焉往。与夺利害，断可知焉。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闻榷管之谋，则思侵削於下，见羡馀之利，则念诛求於人，然後德泽流而歌咏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国子人者，贵本业而贱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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