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经济相一致，同时又符合总体经济理论，方法之一是重新检验马尔萨斯理论，并用更精确的方式去解释。代替马尔萨斯理论的本质，将是承认一个技术上确定的人类生产成本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人口理论的本质看作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的生产似乎是由报酬和成本的差额确定的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儿童可被视为具有双重性：首先他们是一种消费物品，是支出人们的收入以获取满足的一个方式，是对购买汽车或家庭服务或其他商品的取代；同时，他们是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一种资本物品，是对生产机器、房屋或诸如此类的物品的取代。
被视为消费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抚育儿童的有关费用与购买用于各种用途的其它商品可获得的收入以及各人的情趣喜好等相对比而决定。最初，非经济力量会介入决定人们的情趣和爱好。被视为一种资本物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这种资本物品预期能获得的报酬与其他资本物品相比，以及生产儿童和其他资本物品的有关成本决定的。这种资本物品与其他物品有一个重要区别是进行最初的资本投入的个人占用报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是一种连带产品，意即两种考虑要结合起来：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可视为减少了他们作为消费品的成本。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则十分显然，人力资本总投资的严重不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更广阔的观点看，图11．2中的ow不应视为一种技术上确定的数据，而是刚才讨论的因素的颇为复杂的结果——这种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对ow的描述中强调为“常规”最低线，同时强调通过改变人的情趣和价值观使之提高的可能性。
按照这些观点，西方世界的人口没有像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快速增长，这也许已反映了儿童的成本相对于他们的报酬增加了，甚至不需要情趣的改变。这里，使人联想到大体按此思路发展的几个因素。（1）城市儿童的抚养成本显然高于郊区，而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包含着大量向城市的转移。（2）城市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也低于乡村儿童，因为一般说来他们在少儿时的价值更小，并且，更多的人在少儿时便可能停止将通过生产性使用所获得的报酬贡献给家庭。（3）随着工业化所产生的松散的家庭纽带，使儿童作为一种提供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的价值降低了。（4）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儿童作为消费品较之其作为生产要素要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儿童作为一种消费品而产生的服务是一种超级物品。但这一点说明儿童就学时间更长，置身于劳动市场之外的时间更长，这样便减少了儿童对家长的报酬，增加了成本，使得儿童比其他消费品更加昂贵，以上所列并非旨在彻底论述，而是旨在说明，显然有些抵消的因素也需包括在内。
修改了的马尔萨斯原理也许不仅符合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也符合许多近期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农村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这一点显然与以上所述相符。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美国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净迁入的长期趋向可作出与正常情况下完全不同的解释。通常这种现象被解释为纠正该趋势过程中不平衡状况的反映。但因阻力重重，这一纠正过程的进展缓慢，或者说是“太缓慢”了，因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所获得的报酬平均低于其长期均衡价值。按照上面分析所得到的另一解释是，农村地区在人力资本和食物的生产方面享有一个比较优势，农村人口一直同时从事着连带进行的两种产业——食物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从而向城市净出售这两种商品，按照这种解释，农村流向城市的纯流动人口并不是不平衡的证据，而是平衡的证据，农村家庭的部分报酬是他们从儿童身上获得的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报酬。
另一个观察到的适用这种分析的现象是，“较高”社会经济阶层每个家庭人口数倾向于或小于“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家庭（比如专业人员和商人家庭人口数小于非技术工人家庭）。但是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普遍趋势。在同一社会经济阶层中，收入越高者，其儿童数量越少。上面第三四点说明了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一种方法。由于趣味和机遇的不同，相对的儿童抚育成本对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来说是不相同的。也许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较高阶层里，儿童就学时间可能较长，并且更重要的是，儿童得到的是一种由私人付费的教育，而在较低阶层里，更可能是由公众支付或儿童自己用挣来的钱支付的教育。这样，社会经济阶层愈高，儿童相对于其他消费品就愈加昂贵。但这些因素可能不适于解释同一社会经济阶层的现象，因而，人们毫不吃惊地发现，在同一阶层里，收入越高，儿童数量越多。
此外，出生率与总体经济条件的关系，为这种解释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并且受政府为儿童提供的特别补贴的影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采用了这种补贴，许多家庭补助方案中，例如现行的法国补助方案，就包含这种补贴。似乎有这样的一些证据，即这种方案实际上对于人口增长率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种分析绝不能被视作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或者圆满的。但它似乎的确是一种人口经济理论得以发展的一个颇有希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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