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摊上买着了半份，还可对付着。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又查《开明》上载过的诗蠹所作新诗集目录和别人所补的，加上开明版《全国出版物总目录》里所载的；凡清华未收各集，都想买来看看。但是看见周启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先生借给我许多新诗集；又答允借《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自己拿不了，说定派人去取。但是回来一核计，照我原拟的规模，至少也得三五个月，那显然不成。况且诗集怕也搜不齐；《觉悟》虽由赵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赵先生寄的《玄庐文存》、《新诗选》、《分类白话诗选》，却是我未见过的书。《新诗选》我没有用，别的都用了。有了《新诗年选》和《分类白话诗选》，《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里没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遗漏了；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漏的。凭着这两本书和我那“新文学纲要”的破讲义，我变更了计划。
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才选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就这么着，那一两本手边没有的新诗集，买起来也够别扭的。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蔷薇》，我托了两家书店，自己也走了几处；好容易一家书店才在景山书社找着了，据说只有这一本了。所好者新书店不敲竹杠，虽然孤本，还只卖原价，两毛来钱——大约按新书说，这种孤本，不打折扣卖出，就算赚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诗》也买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学研究，怎么会连这本书也没有呢？其实我有；现代评论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长久不还，便归自己了。这两本书却让一个人先后借去；后来问起他，直摇头笑着说“没借”。他书是丢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摇头和笑是确实的。按现代版那本说，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说，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但是我要用是真的，还亏闻一多兄在他的“书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与现代版的文字异同。但一看，一样，满一样；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费事。还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与五月》，到底没有找着。赵家璧先生来信说上海也没有。清华有，丢了。我托李健吾先生问过沈从文先生，同时自己写信去；他写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该有这本书，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让谁拿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恶》里还存着《天堂与五月》的诗。这样选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种集子（也有看而未选的）；连两种期刊里所录的，共五十九家，诗四百○八首。
这两种期刊里，《晨报诗镌》人人知道，不用说；《诗》月刊怕早被人忘了。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也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位先生都投过稿。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这刊物原用“中国新诗社”名义，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之一”，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刊物办到七期为止；结束的情形却记不甚清了。从周启明先生《论小诗》一文，和这刊物里，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农家的草紫》中的小诗，别有风味，我说是小诗里我最爱的。
这回选诗，采取编年办法，详细条例另见。略感困难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编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记年月的。这里颇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证；也许小题大做，我却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导言，我先写的是诗话。为的是自己对于诗学判断力还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许妥当些。写导言的时候，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来字就打住，但要说的已尽于此，并无遗憾。这其间参考了些旧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论新诗》一文，看看辞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么厚一本书，我却用不上只字。倒是Poetry杂志中Acton论中国现代诗文中有些评徐志摩先生的话很好。说也凑巧，林庚先生将那本杂志送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给我，就用上了。——这回所选的诗，也有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
193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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