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新闻”这题目可以说就是“文学与报纸”。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分下列三点来叙述：
第一点，我要说的是由白话纯文学到白话杂文学（本来，文学用纯和杂来分类，不大妥当，但我一时找不出另外的适当的名词来代替），换句话说，就是由创作到写作。民国八年以后，一般爱好新文艺的青年顶注意的是创作。在创作当中，顶早而且顶盛行的是诗。大概因为诗是适合于抒情写景，和青年人的气质相投，比较地易写；以及，不管是不是诗，只要有一种分行的形式便可以算数的缘故。后于诗发展的是小说。小说多了起来，诗就渐渐少了下去；抗战以后，诗的创作似乎已远不及小说的蓬勃，在成绩上也是如此。
再次发展的是戏剧，战前原来发展得很慢，战后才突然跃进而且普遍起来。
最后发展的是散文（这里所指的散文是狭义的，就是所谓小品文，并不包括论文）。比起前三者来，散文在抒情写景之外更接近于应用。这特色配合了当时的现实的要求，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或叫做类型，就是所谓杂文。自然，写杂文顶出名的是鲁迅先生，因为他应用这文体在讽刺，暴露，攻击旧势力的弱点方面，是非常地有力量的。由于这种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出纯文学发展向应用文学这一方面来的轨迹，或说是由创作到写作的路线。各位，乍看起来，“创作”和“写作”这两个名词底涵义似乎相同，实际上是大有分别，这，只要我们仔细一想便可以明白。
接着要谈到的是白话文的需要问题：
因为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在“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的原则下面，就得先改革表达思想的文字，以便完成“借了文学的手段以达到改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目的。各位都晓得，要改革社会，必先改革思想，要改革思想，又必先要改革传达思想的工具：文字和语言，而文字又是语言的记录，所以，文学革命就要先改革表达思想的文字；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白话文比起文言文来，确实容易懂，容易学习，所以很快地就风靡一时了。
为什么纯文学成为时代的宠儿呢？我想，大概是由于当时从事白话文的青年多喜欢形象化和注意趣味，所以都偏向创作。不过，创作归创作，应用方面的主要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以文言文居多，比如爱好新文艺的青年底家信，往往还是以“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开头，就是。
不过，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到了现在，当时的青年已经都成为中年了，在社会上也都各自负起了一重责任。他们对白话文的看法和态度，比起前一辈来，宽容了许多。白话文由抒情写景而趋于实际应用，这正是时候，而且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倘不这样，白话文的出路是不广大的。
第二点，我要谈到白话文的发展方向。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创作的成绩。本来，白话文运动参加的人很多，但成功了而为我们所晓得的，却寥寥无几。可见创作这条路并非是人人都能通得过去的；而且，也可以看到，那些通不过的，在数目上也一定不会很少。由此，我们就可以断言：创作是相当艰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愉快的。
根据这一点，我愿意诚恳地贡献给有志从事文学的青年一个意见，就是：倘若你发觉到自己对于创作这条路并不大能够行得通的话，很可以走另外一条新兴的，宽广的路——新闻。我们可以把十年前的报纸的文体拿来和现在底比较一下，很容易看到白话文的成分是日渐地加多起来，文言文的成分则日渐地减少下去。现在，不但社评，通讯，特写等都渐改为白话，就是应用文件如：蒋委员长告国民书，政府文告等，也都渐改为白话了。当然，还有些告示，公文，电稿之类没有完全脱离文言；但可断言的是，这些改变，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第三点，我要说的是新闻中的文学。新近我读到一本曹聚仁先生著的书：《大江南北》。前面有一篇《新闻文艺论》，和我今天的所讲很有关系。那文中提到一个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应具备的三种修养：一、新闻眼，二、整理材料，三、艺术笔触。这三点有相互的关联，本应一起谈到的。不过第一点说到从事新闻事业者底眼光，观察能力，敏感……是牵涉到各人的才分，气质上的问题；第二点则说到如何处理材料，又关系到技巧的修养和经验上了；对于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都不及第三点来得密切。所以，今天只就“艺术笔触”这一点来说一说。
在“新闻”这一范畴之内的“艺术笔触”，并包括一般的政治家发表言论的“吐属”，“含蓄”，“风趣”，“幽默”一类新闻材料，通过了新闻眼的摄取、选择、组织、融化，再适当地表现出来的新闻记者的手笔而言。这种通过了艺术的洗炼和照耀的材料，是更能增加新闻本身的力量的。
我把这种材料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辞令
某些政治首脑，为了对于一种新发生的事件的保守机密，同时却又不得不给那些敏锐的“新闻眼””以适当的答复和满足，就往往采取一种“不知道”或“保留”的口气或态度来应付。这种办法，多见于外交家们对外的发言——一种巧妙的措词或辞令。比如下面这些我们由报上所看到的例子：
一、比如说“关于某某事件，在继续收到可靠的材料之先，未便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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