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加起来的排列，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差距不能相比。一○一比九十九大，九十九比八十九大。前者的差数是二，后者的差数是十，但因为不是基数量度，我们不能说后差数比前差数大五倍。
举些例子吧。香港小比美竞选，冠军八十八分，亚军八十二，季军七十九，名次是排列了。但我们不可以说，冠亚之别，比亚季之别大一倍。举另一个例，学生考试，老师武断地以分数排列。在加大作学生时，一位同学问老师，考试的积分是怎样算出来的。老师回应道：“考试的积分只是武断排列，不这样做的老师会因为太蠢而不能在加大任教职。”考试的积分是序数量度。
以序数排列功用，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说某人取甲而舍乙，是因为甲的功用数字大于乙，而若附带的局限条件理得恰当，某人的行为就被解释了。但以序数量度功用，我们无从知道甲与乙的数字差别代表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总功用数字有什么用途。十多年前一位香港中学生的父给我电话。他说儿子考试，老师问及总功用（total utility）的用途，儿子答不出来，因而不及格。这位父问答案，我反问：“你的儿子真的不知吗？”“不知。”“那你的儿子比老师知得多了！”
一八九二年，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经济学者的费沙（i.fisher，1867-1947）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部分是关于功用理论的。那是一本天才横溢的书，而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基数排列功用是不需要的。这是因为在边际上，基数排列与序数排列没有什么不同，而解释行为单看“边际”就足够了。“边际”功用是指多一点物品或少一点物品所带来的功用数字转变。从边际上看，没有什么需要加起来，也无需比较功用数字的差距。
解释行为只须从边际的变量入手的论点，始于w.s.jevons（1835-1882），重于费沙，而后继有人。一九四六年史德拉指出，要是一个生产过程同时造出两种产品，每种产品的平均成本我们无法知道，但边际成本的变动我们是知道的。以解释生产的行为来说，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平均成本的。
后来我作交易费用的研究，就单从边际的变动入手。在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不容易量度。可取的解释行为的办法，是判断在不同的情况下交易费用会变高还是变低。变动是“边际”，而假若没有变动，行为是不能被解释的。以边际变动的方法来理交易费用，费用的量度是基数还是序数没有分别，而我们不能说基数量度比较精确，因为量度的精确是观察者的认同，而不是数字的详尽。
让我再说一次吧。功用只不过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随意定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这是我的老师艾智仁说的。史德拉说：“无论我们假设一个人争取最大的是财富，是宗教虔诚，是消灭唱情歌的人，或是自己的腰围阔度，对严谨的需求理论来说，是毫无分别的。”史托斯（r.h.strotz）说：“很明显，我们无需判断功用的量度是以金钱，或以散漫的时日，或以八度和音，或以英寸来支持，而我们更无需认为功用的量度是一个心理上的单位。”这些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智慧了。
（《经济解释》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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