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类 - 腐败与发展

作者:【经济类】 【16,267】字 目 录

任意置决策权。这涉及税收、土地、投资特许、自然资源开发、有企业私有化、特定的进出口权、内市场的垄断权等。

——为政非法融资。

vito tanzi还分析了腐败的间接成因,这包括:

——官僚系的质量。如公务员录用、提升不按其成绩来评判的家,腐败的程度就越高。

——公共部门工资平过低,贿赂可以成为低工资的一种补偿。研究还表明,虽然高工资可以降低腐败行为,但却无法消除某些官员的贪婪,对他们而言,高工资可能还会导致对更高数额贿赂的要求。

——惩罚机制是决定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概率的重要因素(gary becker,1968)。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而大多数家还缺乏相应对腐败进行有效惩罚的法律和管理措施。

——缺乏有效的内部制度。即缺乏诚实而有效率的监督者、良好的审计部门、设计良好而明晰的法规、独立于各类政治力量的司法部门。

——规章、法律和管理过程缺乏透明度,内容合糊不清,相关文件不能向公众公开,公共建设项目缺乏公开竞争。

——高层领导人不能作出表率,或者直接参与腐败行为,或者容忍其家属的腐败行为。

世界银行报告(1997)也曾经分析过腐败产生的根源。报告认为,腐败问题出现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交合。如果政策和管理制的扭曲为腐败提供了活动范围,而且约束制软弱无力,腐败就会泛滥。内外的私人利益通过非法手段施加自己的影响,以便利用……

[续腐败与发展上一小节]腐败和寻租的机会;而在缺乏可信的约束机制时,公共机构就会屈从于这些或那些腐败的根源。

腐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共部门官员有能自由支配的好和惩罚他人的权力。腐败与“设租”和“寻租”有关。在这里,“租”可以定义为:由于政府的人为控制,稀缺资源供应价格低于能够反映其稀缺的市场均衡价格,造成稀缺资源的供应缺口;市场均衡价格与人为确定的低价之间的差额如果没有被用于政策设定的家整发展目标,即成为“租”;这种“租’油政府官员控制分配,在缺乏公开透明作程序的时候,往往成为稀缺资源需求者与这些政府官员私下授受的对象,由双方分享这些差额。

腐败的大部分活动基本上是各类交易活动: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的经济政治交易、经济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经济交易。政治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政治交易。交易的网络越发达,交易的关系越复杂,交易的途径越多样,交易的活动越难以确定为腐败活动。这些交易不是公开交易,而是私下交易,不是正规交易,而是非正规交易,不是公共利益的交易,而是私人利益的交易,因而这些交易不仅不能增强社会交易量,反而损害了公共利益。

james c.scott(1972;引自王沪宁编,1990)集中分析了新兴家的腐败压力,主要是来自怂恿腐败的机构因素,最为主要的是政府在物质服务和就业资源等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获取公职职位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公共部门是构成地位、财富、声望和权势的最主要的资源。腐败现象在一些公共部门大为泛滥,如海关、公共工程、政府采购和建设、货物税收机构、贷款部门、外汇管制机关等。在这些部门,家分配着宝贵的特权,经手大量的钱财,任务的质给这些主管部门以广泛的任意置权。由于潜在竞争力量相对微弱,意味着行政机构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仅仅对自己负责,因此可以推行一种自我扩张权力的政策。

wayne sandholtz and wm.koetzle(1998)从定量的角度计算了50个家横截面数据,分析了社会经济变量对腐败程度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经济自由程度与腐败呈负相关关系,因为个人经济自由是家控制的反函数,而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则与腐败呈正相关关系;民主化平和价值观程度与腐败平呈负相关关系,这包括更大程度的透明度有利于反腐败;一或地区与际经济一化的程度也与腐败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政治经济结构直接影响腐败的程度。

2.转型社会的腐败原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泛滥往往与社会转型有关。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与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柏特里克等(引自elliott,1997)认为,在市场转型家,集权控制的消除,地方化(分权化)、私有化和经济的对外开放在短期内极大地提高了腐败的可能。如俄罗斯,腐败十分猖獗,从转型一开始,民主可能意味着腐败自上而下转移,以前只要向中央一级官员行贿,现在则转向省和地方一级官员。在转型阶段,政治官员寻租机会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趁私有化之机实施各种违法行为,以低价出售公有财产以获取贿赂,或通过他们的家族或朋友而迅速成为大亨。计划部门控制的价格产生扭曲,并为官员行贿受贿、滥用职权提供大量机会。

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转型经济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随着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进程,腐败明显加剧。世界银行的daniel kaufmann(1999)认为,这并不是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半生不熟、设计粗略、执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可能的确会促进腐败。腐败加剧并不是市场改革本身造成的,而是没有很好推行改革的结果。当经济改革不足时,垄断结构反倒把腐败分子的利益保护起来,进而助长腐败,形成恶循环。他认为腐败常常与如下任意置权有关:

——颁发许可证、特许证、进口配额、护照、海关和过境文件、银行特许。

——进行价格控制。

——妨碍新企业和投资者进入市场,向某些企业提供垄断权。

——政府采购合同决定权。

——给予补贴、软信贷、税收减免。

——强行控制外汇,导致多重汇率。

——基础设施投资决定权。

——设定秘密预算账户。①

①在中表现为各级政府的预算外账户。

经济转型家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经济自由化,包括放开价格控制,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限制,即市场准人,与此同时地下经济迅速发展,许多私人企业为了躲避繁琐的规章制度和高额税负而转入“地下”,成为非正规经济,或“逃生经济”和“非法经济”,且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显著增加。据世界银行估计(1996),东欧家平均为22%,独联家高达37%。这就减少了政府税收,促使资本外逃,滋生贪污腐败,损害了正规私营企业和正规市场。

在经济转型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出现大规模的自发私有化危险(世界银行,1996)。这是因为经济转型实际上成为资源由公共部门流向私人部门的一个通道(guilhen fabre,2000),在这一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又遇到两难选择:不分散所有权不能增加竞争和经济业绩,而“不良”私有化又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所谓“自发私有化”是指不合法的私有化,在企业尚未私有化之前就对企业资产进行私有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家或集企业管理人员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种种方式,使企业资产和利润离家或集的控制而进入私人的控制之中,给家或集留下亏损和债务,并连累银行系濒于破产。这类似于前文所述的“偷窃式”腐败,经营者主要以改革名义对家和集所有的财产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占有和掠夺,这既违反效率原则,也违反公平原则。这种不合法的私有化会激起人民的广泛不满。

经济转型家在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具有黑社会质的有组织的犯罪。犯罪与政府官员的腐败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guilhen fabre,2000)。

3.中腐败的主要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曾经说过,“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家又是人为经济衰……

[续腐败与发展上一小节]退的根源”(诺斯,1991)。经济发展与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家安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有赖于政府的干预,但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又将滋生腐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悻谬,也是政治统治的悖谬。

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制,腐败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对权力的滥用。但是,在不同家或同一家不同制条件下或制转轨的不同阶段上,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具表现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深刻地认识中腐败的根源是解决中腐败问题的关键。

第一,共产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中共产已经成立近80年,其中“打天下”花了28年,“坐天下”也有50多年,后者的时间跨度超过了前者。早在5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作为只有七八年执政时间的共产很容易滋生离群众、官僚主义盛行、做官当老爷、贪污腐化的丑恶现象。由于共产长期执政过程中既缺乏有效权力制衡的外部力量,又缺乏独立的内部监督系,加之中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文化遗产以及和家的民主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我们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在执政条件下的各类腐败问题,这也成为一直困扰着全和历代领导人的难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频繁地开展政治斗争和发动群众,不断地运用非制度、非法律化手段对内系统的腐败分子和反动派进行周期的政治清洗。尽管和政府内的腐败行为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执政所面临的产生腐败的制度原因,即:和政府垄断全社会所有的权力,各级主要领导人的执政时间过长,个人权力过大,重要决策过于集中。政府官员拥有大量的随意审批权、许可权和特权,经手大量的钱物和分配权,更多地触及和手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公共服务供给远远小于需求,在制约乏力情况下,出现腐败黑市。一巳实行市场化改革,黑市非法交易就变成公开合法交易,使涓涓小溪的腐败成为滔天洪流的腐败。

第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腐败活动异常活跃。改革以来,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不断打破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引入市场经济制的同时,我们也选择了渐进式的、以双轨制为主要特征的改革之路,这引起了一系列根本的政治变化,以致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腐败异常活跃。这种改革过程可以划分为如下阶段:原轨阶段,这指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阶段,家各级政府控制着全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配置资源;易轨阶段,是指改革初期在乡村和城市以及不同部门或产业创造新的制,逐渐摆原有的制;双轨阶段,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这包括商品价格双轨制(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紧缺商品价格)、利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以及其他广义价格的双轨制。这一时期以价格差。利率差、汇率差所形成的三大租金急剧地膨胀,占民收入的比重相当之高。但随着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和汇率市场的改革,这些租金逐渐有所削减,到目前除了资本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被控制之外,其余绝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已经放开,资金利率市场化目标有可能近期实现;并轨阶段,以加入wto为特征,中的市场制度、竞争规则将逐步与wto的规则进一步接轨,进而进一步建立符合际惯例、公平竞争的、对各类经济主实行民待遇的市场经济制。这一阶段由有企业引起寻租的腐败主要来自那些长期保护、高度垄断、条条专政的行业,如铁路、航空运输、管道运输、海上运输、电力生产和输送、电信服务、高等教育、医疗卫生、石油与石化、烟草等行业,也来自于自成系、相对封闭、“块块专政”、“大而全、小而全”的地方保护主义。由于中经济采取了渐进主义方式,转轨必然经历双轨阶段,这一阶段对制度进行安排的是政府官员,同时政府官员也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游戏规则的特征是不公正、不稳定、不透明。这种改革形成制度化的家机会主义和猖獗的腐败(sachs,wo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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