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纲，将如汾阳、武穆，或可救乱于万一，而当时又何如也？始以温体仁之忌功，而为首辅；继以杨嗣昌之庸懦，而为总制；终以张缙彦之无谋，而为本兵；可谓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诸将，不过如唐通、姜瓖、刘泽清、白广恩之辈，皆爱生恶死，望风逃降者。将相如此，何以御外侮、除内贼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况并见于一时，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试譬之一家，强邻寇于门庭，窃盗据于堂奥，为有司者，复敲肌扑骨以婪其财，而左右仆御莫不抱头鼠窜而去，则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欤？更喻之人身有疾，边警者腰背之患也，张、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螽虫者伤寒失热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势已难支，更令庸医调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异此？然则必何如而后可。曰：止有和守战三策而已。忆自锦州之役，良将劲兵丧殁殆尽，遂致强邻有轻中国心，而边警日至，使当日以洪承畴为总制，吴三桂为总戎，严兵固守，而勿与战，且甘言厚币以和之，则十余万之师，固可保障东方，是则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贼寇之雄也，敕孙传庭以重兵踞潼关，而命卢象升、周遇吉时出锐师策应，则高杰、白广恩等，必不覆溃，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则自成必不能越晋而入燕。是则为秦事计者，当以守为正，而战为辅。至于献忠一凶残之贼耳，其势不逮自成远甚，则又当以战为正，而守为辅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等会浙直兵，四面攻之，则可以败灭。献忠既破，则良玉二十万之众可与传庭十六万之师，相为犄角，内外拒战，而自成可图矣。张、李既平，则强邻虽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奈当事者战守无策，任用乖方，使洪、卢陷于东鄙，传庭覆于潼关，良玉溃于朱仙，遇吉死于宁武，敌寇交侵，兵民胥叛，酿成大祸，而不可救。悲夫！遇观赵宋之南渡也，兀术大举入寇，杨太据洞庭，与刘豫通，欲顺流东下，李成大陷襄阳六郡，将自江西陆行，趋浙与大会。是时天下之势亟矣，设他人当此，必有甲申之祸，幸有武穆者，为制置使以备之，奏襄阳为恢复中原根本，当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此识先后著者也。未几襄阳复、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为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载。所谓元气既固，而外疾亦渐除也。惜明季诸人，见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乱之由焉。★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编北略初成并书此论以附识之（社土王馆用宾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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