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北京站那两座对称的大钟敲响了九下，站前的广场上，毫无规则地布满了或立或坐、或倚或卧的人们，另一些流动的人们左躲右让地在他们之间穿行。在广场的人群中，可以看到侯锐的身影，他已经在这里游蕩了半个多钟头。
家里的纠纷由侯勇的撤退而暂告休战以后，侯锐就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一开头，当轻柔的夜风吹拂着他的面颊，清凉的空气滋润阒他的鼻腔时，他产生了一种解脱感，就象一只被关在纸盒子里的甲虫，终于有机会从纸盒中飞出来一样，胸臆为之一宽。在地下铁道人口处，他买了一瓶新上市的“上海可乐”，用蜡管慢慢地[shǔn]吸着，回想起这天晚上回家后问侯勇之间的两次冲突，他主要不是为弟弟，而首先是为自己感到羞耻。他仿佛在对着一幅荧光屏，被迫观看自己在前一两个小时里的录相。他，一个读过不少中外古今典籍的人，一个自命能欣赏西洋交响乐和京剧流派唱腔的人，一个整天在学生们面前鼓吹道德与修养的人，遇到弟弟的粗暴无礼，却一筹莫展，只知道拍桌子、瞪眼、喝斥、掴耳光……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浅薄和庸俗的表现吗？
人，应当随时随处都是高尚的。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作到这一点却如此困难？侯锐抽着一支烟，有意跑到广场上人群最稠密的地方逡巡。那里有两个人在伸长脖子互骂，一群人在那里围观。他们为什么不能想到，在这个星球上，他们起码属于同类，而在这个国度里，他们更属于同胞手足，他们又都在旅途中，这里的空间是如此之大，合不来他们尽可以各奔东西，为什么非要这样为一点点小事吵闹不休？为什么不能多多少少保留一点礼貌？他没有挤进人群围观，他往没有喧嚣声的方位走去，那声音小的地方，人却更多，他看见一些显然是从偏远的小地方来的男男女女，他们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找个墙根，打开铺盖卷，横躺竖卧地蜷缩在那里。他们为什么来到北京？是否正准备乘火车回去？……有一位显然是从外地而来正准备返的婦女，她坐在那里，身边搁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其中有一摞在木头搓衣板，足有二十块之多，为什么搓衣板这种最原始、最简陋、最易制作的东西，她要归去的地方竟不能制作，而需要来北京采买，并且要用这样辛劳的办法运载回去？我们这个国家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竟使得木头搓衣板也成了一种珍贵的物品？……侯锐又看到一个男子，不知为什么他决定不去旅店过夜，而是把一块塑料布卷成一个圆筒，把一头扎紧，人钻进去，用那圆筒包着自己，就在地下铁道入口侧面的窗根下睡觉。他的整个形象使人联想起蜗牛或钉螺，侯锐站在离他十步远的地方，望了他足有好几分钟。啊，原来一个人所需要的空间，可以减缩到同他本身体积相等的限度！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对生存空间的渴求降低到这个程度，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相对纯洁起来，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相对美好起来呢？……
宣告已是晚上九点的钟声，把侯锐的思路从关于全人类的冥想中拉了回来，他不得不再想到自己的家，于是他的情结又黯淡了下来。他毕竟没有车站上那些席地而卧的人们的勇气，他势必还得回到那个狭窄而拥挤的家中去睡觉。是啊，究竟怎么睡呢？白树芬和弟弟吵了一场，却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侯勇仍是一枚定时炸弹，如果他深夜归来时，发现家里人的睡法不合他的意，他是敢把大家从被窝里薅起来的！
侯勇为什么变得这样蛮横？就如同白树芬变得那样冷峻，侯莹变得那样猥琐，自己变得如此易怒和粗俗一样，很重要的一条原因，便是缺乏自己的足够的生存空间。有了自己的足够的生存空间以后，比如说到下个世纪国家经济发达时，某些每人各有各的房间的家庭中，也许又会出现另外的问题，人们会变得互相很虚伪，很冷漠，很隔膜。就算是那样吧，但那也总比现在的局面好。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发展到下一步仍会有缺憾，就拒绝去医治，排除眼前的痛苦啊！
侯锐拖着脚步，返回家里。当他行进在路灯光稀疏而暗淡的胡同中时，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啊你啊，当你思考全人类的时候，你象个高尚的哲人；可是当你面对着家里的糟心事时，你就又成了个十足的窝囊废！我应当怎样才能摆脱庸俗卑琐的心理，使自己对生活充满坚实的信心？也许，我还应当立足于农村，在那里进行不懈的开拓……”二十一/center>
院子里整个是幽暗的，北京市胡同里的不老少居民，在节约用电上堪称是世界大都会居民中的冠军。这并不是作为一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的。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以前，那时候一般一个院子只有一个公用的电表，电费按灯头数目或灯泡总瓦数计算，人们在用电上很少费什么心计，院子里一到晚上总有种灯火灿烂的热乎劲，但人们也确能基本上做到随手关灯，真正意义上的浪费也并不严重。在“史无前例”的热潮过去，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受骗感之后，北京市胡同院的居民们却似乎变得自私起来，互让互谅的淳朴民风变成了一种斤斤计较的风气，几年之中，每家自装电表成了一件必不可少之事，致使家用电表的供应一进紧张到如今；而未能安装上电表的家庭，便觉得低人一等，在计算电费时，也确实常常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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