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浅的思想和不健康的娱乐。必要时，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而这种行动由于他们的坚定意志成为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很少分享社会上的快乐；他们不参加公共娱乐，而宁愿在家享受清福；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艺术是持有敌视态度的。
可见，意志力的最初成长本身含有某些粗暴不雅的因素；但那种力量是社会生活的下一个阶段所必要的。在新的本能围绕着它成长以便用更高的形式把原来集体趋势中最美丽最殷实的东西恢复过来以前，它必须通过许多磨难而加以精炼和柔化；它必须变得较不武断；而不失原有的力量。它增进了家庭情谊，这种世俗情感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情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坚实而纤细的原料可用它来组成社会生活的高尚结构。
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起经受了中世纪末期精神革命的伟大考验。但是，从许多观点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英国的经验是最有教益的，最丰富的；而且是所有其他经验的典范。英国在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所促成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演进中起了领导作用。
第十二节续前。
英国工商业的特点因这一事实而更加突出，即其他国家许多接受新教义的人为了避免宗教迫害而来到了英国。由于某种自然淘汰，性格与英国人十分相近、并且由于那种价格而曾使他们掌握了工业技术的那些法国人、法兰明斯人和别的人，来和英国人住在一起，并把完全适合他们性格的那些技术教给他们。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上层统治阶级仍然有些骄奢婬逸，但是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劳动阶级对生活却十分严肃；他们不喜欢妨害工作的那种娱乐，并且对于那些只有用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物质安逸品也具有很高的标准。他们所力求生产的是坚固而耐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来装璜门面的东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之后，就因气候而有所增进；因为它虽然不很严寒，但特别不宜于那种轻佻的娱乐；在这种气候中一种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其他必需品，具有特别昂贵的性质。
英国现代工业生活借以发展的条件是：物质享受的慾望能人不断努力从每周中攫取最大可能的工作量；要让各种行为服从于理性判断这一坚定的决心使每一个人经常反省他是否不能因改变他的企业或经营的方法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完全的政治自由和安全使每一个人有可能依照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调整他的行为并毫无顾虑地把他和他的财产从事于新的未来事业。
总之，影响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现代政治的那些因素也影响了现代企业。给予它们以政治自由的那些因素，也给他们带来了工商业经营上的自由。
第十三节英国的企业为需要大量简单商品的海外消费者的增长所促进。企业家最初只是组织供应，而不监督工业；后来才把他们的工人集中在工厂中。
工业企业的自由，就其作用所及，有使每一个人把他的资本和劳动运用到恰到好处的趋势；而这又使他在某特定工作上力求获得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借助于这种技能他可以获取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那种手段。因此，就产生了具有十分精细的分工的复杂工业组织。
在任何一种长期持续的文明中，某种类型的分工，不论它的形式多么原始，是势必要出现的。甚至在十分落后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了极其专门化的行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各业中的工作如此划分，以致企业的计划和安排，它的管理，以及它的风险由一伙人所承担，而企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却由雇佣工人所担任。这种分工形式一般说来是现代世界的特点，特殊说来又是英国民族的特点。它也许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也许会被使它存在的那种自由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消灭。但是，就目前而论，不管是好是坏它表现为现代文明形式中的一个主要事实，表现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
直到现在工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极其重大的变化，是围绕着企业家的成长进行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在英国农业的初期是怎。样出现的。农场主从地主租得土地，并雇用必要的劳动，而自己负责管理并承担企业风险。农场主的选择的确不是由完全自由竞争所决定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财产继承和其他影响所限制的，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农业的领导权操于那些对农业没有特殊才能的人的手中。但英国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自然淘汰起着很大的作用。大陆上的农业制度曾容许出身来决定各个人参加农业或经营农业的事情。英国仅凭这种狭隘的选择作用所获得的威力和弹性，也足以使它的农业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并使它有可能比欧洲任何别的国家用同样的土地和等量劳动所获得的产量要多得多。
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创办，组织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英国对外贸易得到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逐渐在成长；实际上在十五世纪的毛织业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场的开辟，直接地并且通过它对工业布局（亦即把特定工业部门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
中世纪的市集和行商的纪事表明，有许多东西，其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二个地方生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生产局部化而运销很远的那些商品，差不多总是价格很高，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较廉，体积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人们并不总是有余暇来为自己提供工业品的，并且即使他们生产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宽大，但是它认为它为殖民地所出的费用使它有理由来强其它们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对销售于印度和野蛮民族的简单商品的需求也是很大的。
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许多繁重工作的局部化。在那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工人的丰富想像力的工作中，组织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对少数式样简单的商品有大量需求的时候，组织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工业布局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并行的运动，都由于同一个一般原因，且彼此互相促进。
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贵重设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源渊；无疑地它们增加了这种权力。但是在它们的影响被察觉以前，这种权力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投资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上的资本是不很多的；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差不多英国的全部纺织工作都是按合同制来进行的。纺织业操于比较少数企业家之手，他们力图查明买卖什么东西，在那里买卖和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们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人订立合同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即包买主——译者）一般供给原料，有时甚至供给所使用的简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他们家人的劳动和有时用少数徒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们愈来愈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们又集聚在大城市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指包买主——译者）开始让位于富有的雇主，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全部加工事业。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不经心的观察家的注意；像以前的变动一样，这种变动也不轻易为那些实际上不从事商业的人所忽略。
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
第十四节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
这种新的变动，不论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镇上的那种束缚的趋势；它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页。直到十八世纪，工业劳动照例总是零雇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级（它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八世纪中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所决定。
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证每个人应该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它们是人们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所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所受的损失比战争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还大。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法，它损害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它的祸害为外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
第十五节续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们往往认为，除使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的现代替代品。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