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统一的社会科学可望而不可即。
孔德建议的价值，他的非难的弱点。有些人和孔德同样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他们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加以研究必然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大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孔德自己和斯宾塞以无比的知识和卓越的天才曾从事于这一工作。他们以他们的广泛研究和建设性意见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他们甚至很难说是迈了第一步。
当卓越而性急的希腊天才家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时候，自然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由于它把广泛的问题分割成几个组成部分。无疑地，成为一切自然力的基础的统一性是存在的；但是在发现这种统一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虽取决于对整个自然领域所作的偶然观测，也同样取决于由坚持不渝的专门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增加使后代有可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支配社会组织发展的那些因素的材料，需要同样耐心的细致的研究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完全承认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人，也有责任和从事相近领域的人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视线永不越出自己范围的那些专门家，往往把事务看得和实际不相称；他们所搜集的知识，大多用处较相对的不大；他们在一些旧问题的细节上绕圈子，而这些问题多数失去自己的意义，且为用新观点提出的新问题所代替；他们没得到各种科学上的进步通过比较周围现象所提出的真知灼见。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穆勒在承认这点的同时，继续说“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物质工业现象本身不容作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说，这些概括势必同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
第二节经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
的确，经济学所讨论的种种因素在使用演绎法上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们的结合方法，正如穆勒所说，是机械的，而不是化学的。这就是说，当我们分别知道两种经济因素的作用时（例如，工资率的增加和某业工作困难程度的减少，将分别对该业劳动供给发生影响）我们就能够大致预料它们的联合作用，而无须等待它的出现。
但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所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综而无常的结合。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且它们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装甲舰在静水中失去稳定的角度；但是在他预料该舰在暴风雨中所要发生的情况以前，他将利用那些有经验的水手的观察，他们曾在日常海面上观察过它的动作；经济学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比机械力量的数目多，确定性少，且不易为人所觉察，同时性质上也更加不同；而它们对其发生作用的材料更变动不居，齐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场合，其中经济因素的结合取化学上的随意性者多，而取机械上的纯规则性者少，这些场合既不是极其罕见的，也不是无关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会使他在各方面多买些东西。但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变他的习惯，也许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流社会，可以使它在上流社会中绝迹。其次，我们体恤贫民的心切，可以使我们滥发布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
最后，葯剂师所研究的东西始终是不变的，而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葯剂师的预断全部建立在这一暗设之上，即所用的试葯是应有的试葯，或至少其中的杂质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处理人的时候，离开了具体经验，也很难有多大的进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诉他新葯对健康人的影响如何，以及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经验以后，他在该葯对体质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葯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发现料想不到的结果。
如果我们看一看像商业信贷与银行，职工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严重经济关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成功的经营方式（modesofworking），而在他时他地却完全失败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结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赖的不同；但这种解释是较困难的。在某时某地人们将过于彼此信赖，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时他地将有同样的限制，但方向将有所不同；每次这样的变动使经济学上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
就此刻而论，种族的易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