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一世纪以前，资本的缺乏使经济学家过分强调资本的供给在工资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民虽然很穷，欧洲各国人民则更穷。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很稀少，因此，粮价低廉；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食不果腹，且不能自筹军饷。法国在最初几次胜利后，靠勒索他国度日。而中欧各国如无英国的帮助，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军队。就连年轻力壮而拥有国家资源的美国也并不富裕；她不能补助大陆上的军队。
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寻求解释：并且认为主要是由于英国的积累资本，而以现在的标准判断这种资本虽为数很少，但在当时，英国的积累资本比起任何别的国家来都多得多。其他各国都很羡慕英国，想效仿英国；但是，它们力不从心，部分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它们的年收入都用于直接消费。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大批的人，他们存有大量财富，无须立即消费，并把这些财富用于制造机器和能辅助劳动的其他东西上，使劳动能够生产大量物资以供未来消费之用。由于到处（甚至包括英国在内）缺乏资本，由于劳动日益依靠机器的辅助，由于卢梭信徒们的那一套傻话（他们告诉工人阶级，如果他们完全没有资本，他们的生活会大大改善），使他们的说法具有一种特殊的色调。
因此，当时经济学家极端强调的是，首先，劳动需要资本维持即需要已经生产出来的新衣服等等的给养；其次，劳动需要采取工厂、原料贮藏等形式的资本的辅助。当然，工人也许会供给自己资本，但实际上他只有几件衣服和家具，也许还有自己的少数简单工具。而在其他方面他都是依靠别人的储蓄的。劳动者领到的是现成的衣服，可食用的面包，或用以购买这些的货币。资本家得到的是，毛纺成毛线，毛线织成毛布，或土地的耕耘，而只有在少数场合下，才得到供直接使用的商品，供现穿的衣服，或供食用的面包。诚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雇主和雇工之间一般的交易是，后者所得到的东西是供直接使用的东西，而前者所得到的东西是有助于制造以后行将使用的东西。经济学家们把这些事实表述成：一切劳动都需要资本的维持，不论这种资本属于自己或属于别人；此外，当任何一个人受雇于人时，他的工资照例是从资本家的资本中预付给他的——所谓预付，指的是不等到工人所从事制造的东西可供直接使用的时候。这些简单命题受到很多批评，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所否认，只要他按照它们的原意来理解。
不过，较老的经济学家继续说，工资数量是受资本数量的限制的。
而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只不过是一种粗枝大叶的说法而已。它曾给人这样一种想法：一个国家在比方说一年中所能支付的工资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如果一群工人用罢工的威胁或其他方法而提高了工资，人们会告诉他们，其他工人群众因此会受到损失，而损失的总额恰等于他们的工资增加额。说这种话的那些人也许想到一年只收获一次的农产物。如果一次收获的小麦在次年收获以前势必吃光，如果本国不输入小麦，那末的确，任何人食用的小麦份额如果增加，则其他人恰将减少同样的份额。但是，这点并不能作为一国应付工资数量由该国资本所规定这一命题的口实，这个命题是被称为“庸俗形式的工资基金理论”的一种学说。
第二节这种夸大可以从穆勒的《价值论》前的第二篇《工资论》中看出来；但在第四篇《分配论》中，却不再有这种扩大。资本和劳动，以及生产和劳动之间相互关系的部分对称。
前面已经指出（第一篇，第四章，第7节），穆勒晚年在孔德和社会主义者及民心的一般趋向的交错影响下，从事强调经济学中和机械因素相对立的人的因素。他慾使人注意那些习俗和社会不断的变迁以及人性的不断改变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和孔德一致认为从前的经济学家对人性之易变作了过低的估计。正是这种愿望推动他晚年从事于经济研究工作，而这种工作和他写《关于未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文集》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正是这个愿望誘引他把分配和交换区别开来，并主张分配规律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随着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动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而往往变化不绝。从而，他把分配规律和他认为建立在一成不变的自然基础上的生产规律，以及和他认为与数学的普遍性十分相似的交换规律都对立起来。的确，他有时说，仿佛经济科学主要讨论的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因此，似乎是暗指他把交换理论视作分配理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把这两种理论区分开了；他在《原理》的第二篇和第四篇讨论《分配》，而在第三篇讨论《交换的机器》（参考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十六章的第六节）。
这样做的时候，他让经济学更合乎人情的那种热诚战胜他的判断，并且促使他工作而没有完全的分析。因为他把主要的工资理论放在供求的说明以前，这样就使他失去满意地讨论工资理论的一切机会；而事实上他竭力主张（《原理》第二篇第十一章，第一节），“工资主要取决于人口和资本的比例”；甚或像他后来解释的，取决于“雇佣劳动阶级的人数”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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