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会客人贩到茶货，指往府界诸县贩卖，今来既已立限陈首给引入京，赴水磨场中卖；其到京合纳税钱，亦乞依自来条例勾收，送纳入户部。勘会下项事，仍连元状。六月一日奉圣旨，并依。请一依敕命指挥施行。仍关合属去处，牒件如前，请详前项尚书户部牒内圣旨指挥施行。仍关牒应干合属去处者：一、客人兴贩茶货係於诸路外，应係往府界及在京者，委产茶山场州军出引，并皆赴京官场中卖，即不得沿路及府界地分货易。如违，告首罪赏并依私腊茶法。一、诸路末茶不得入府界地分货卖。如违，即依本司印出在京茶法施行。已上本部勘当，欲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
１１、是月，知徐州、朝奉郎、管勾灵仙观邢恕改知河阳，
许天启提点陕西银铜坑冶事。
１、十月
工部言：“都水司王宗望等状，自阚村以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塞闭了当，全河悉已东还故道，更无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拨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准备枝梧，庶免噎凌之患。”从之。
２、左司谏翟思为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为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为右正言。
３、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枢密院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韩忠彦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无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岂可留也！”
４、丁亥，国子司业龚原奏：“赠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时尝进所撰《字说》二十二卷。其书发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石家缮写定本，降付国子监雕印，以便学者传习。”诏可。
５、戊子。
６、庚寅，左朝奉郎、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常安民为监察御史，中丞黄履荐也。安民先召对垂拱殿，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对曰：“元祐中进言者，以熙宁、元丰之政为非，而当时为是；今日进言者，以元祐之政为非，而熙宁、元丰为是，皆为偏论。先帝以天下久安，不无积弊，故须变革，然末年已有欲趋安静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时之宜，务以宽仁镇静，稍更作为之。见今进言者一切以为非，愿陛下公听，并观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无问新旧，惟归於当。”上深然之，谓执政曰：“安民议论公正，无所阿附。”
７、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十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以来凡经九月，上禀成算，遂断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纪绍圣临御以来圣明独断，至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额官等功力等第以闻。
８、曾布与韩忠彦言：“外议见惠卿移大名，过阙迁工部；升卿除落訩替，疑惠卿复用。”上曰：“无此。”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振河北饥。
１、十一月己亥朔。
２、己酉，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准朝旨相度开濬澶州故道，分减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其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功。欲乞再行疏道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
３、庚戌。
４、壬子，
５、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特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内黄下归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独有三分北流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近据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创筑新堤七十馀里，已画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今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下惟旧堤多有损缺怯薄处，势有可虞。至於阚村而下所葺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涨水，兼京城上流处埽岸，虑有壅滞訩决之患。”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祐疾速前去计会北流。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以来，逐一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将来盛夏，不致壅滞訩决。候过涨水无虞，即据昨来所闭北流之功，等第推尝。仍先具结绝事状以闻。如向去措置不当，致有訩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
６、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馆，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杜将来訩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前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叆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何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年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是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支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各有《河议》，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庶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於率钱，民力重困，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流，无已议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兼大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於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子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后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词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吴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庶其肯听。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欺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执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之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是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计穷词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劄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为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预河事，於此持心实平直，於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焘曰：“谁不平直？”上曰：“执偏见，诚不可反复久之。”布又言：“劄子乃章惇所草，臣尝改定，云：‘新缕七十里堤，未委可与不可捍奭，将来涨水，及虑上流有壅滞訩决之患，缘公私之忧不细，不可不预为经画。’此语恐亦非道。至於众论所疑，无不削去。”惇曰：“昨日已谕水官，人夫物料，极力应副；若将来败事，水官亦无所借贷。”上曰：“当如此。”
７、甲子，左司谏张商英言：“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始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安持又是安石男女姻家，致安持恃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凌夷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簿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年进马头水入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减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殿却于窦家港口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间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祐，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致私意於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
８、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郑壅白上：“曾布尝诘责安持反复奸言，故安持对水官惧后命，不敢不为自全之计，亦无喧悖状”。上曰：“安持果安石壻？”韩忠彦曰：“蔡卞女壻也。”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变乱是非，以误国事？”上曰：“此无可行者。”遂罢。
１、十二月己巳朔，案：据钱大昕《朔闰考》增“朔”字。河东路转运司言：“本路盬课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无甚今日。自元丰以后至今，官场卖到见钱兼客人算请所改课利，比於元祐间，取其最多一年之数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以方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近虽专差奉议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旧法，行之二年，课利愈亏。盖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盗贩，从而得行豪夺公家之利。按熙宁八年六月中书劄子云云，当时相度只以一色盐从官场出卖，得旨推行累年，颇有实利。自后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缘积习，遂致颓废。兼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根究卖主来历，法禁废弛，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宁元丰间行私盐条禁，并制官提举，除旧条护到盐不许根究卖主来历外，馀依所奏。”
２、庚午。
３、辛卯。
４、甲午，诏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
５、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责问”。提举汴河堤岸杨琰状，称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元祐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打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严铜钱出界禁。案：《十朝纲要》：辛未日。《编年备要》云：奉使郑价言，北界支到抬厢人例物见钱七千馀贯，并是国朝新铸宝。遂诏增重其禁。据《宋史·食物志》下二：郑价使契丹，契丹还言其给与厢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仁和张大昌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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