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其说者入官，不用其说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乱。此无异论之大效也，而何敢为此说以荧惑人主乎？又曰崇宁以来，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附王氏之学，则试毁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学，则试诮王氏之说，尤为欺罔，岂有博士先生敢有为元祐之学而试诮王氏之说乎？自崇宁以来，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居其间，则累之上下学官，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其意以为，一有异论，则己之罪必暴于天下，闻于人主云耳，博士先生有敢诋诮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学，取博士，讲复视，则澥之诞罔见矣。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严刑，购以重赏，不得收藏，则禁士之异论，其法亦已密矣。澥言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则实是何从而见也。然先王之求实是亦有道矣。皇帝清问下民，《周官》询于众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为然，必询于国人，则实是见矣。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验国人之论而赏罚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又奏：臣近上章论谏官冯澥，未蒙施行，澥复迁吏部侍郎，此士论之所共忧，臣适当言责不得而已也。观澥之意，不过欲以熙宁、元丰之法为治。澥乃熙、丰人材之一也，己之欲行则自安，己之说废则身危，非为国家忠计。此天地否泰所係，国家治乱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特选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而王安石用事，皆目为流俗之人，尽逐去之，乃自为新说以造士，号为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闻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马光，收仁宗、英宗时人材用之，故宣仁圣烈皇后拥少主不出帘帷而天下治。问其四夷，则率服矣；问其盗贼，则消弭矣；问其军士，则豫附矣；问其百姓，则富乐矣。当是时，天下之势安于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于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阴蓄异图，凶谋益炽，于是尽收熙、丰时人材用之，诱以美官，饵以厚禄，于是海内小人波荡而从之，万口一词，迭相倡和，为绍述之论，以诱惑人主。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矣，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绍述理财而公私伤矣，绍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绍述开边而四夷交侵、胡尘犯阙矣！此用熙、丰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医治病而瘳，一医治病而坏，此贤否不待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连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阳之月也，古人所忌。诏求直言，应诏者数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异者，乃遣腹心之党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为正，异己者为邪，异与京同考也，故在正等。凡异己者，京皆指以为邪，陷为罪戾，凡数十人。近者上皇下责躬之语，其言以求直言夺于权臣，反归咎建议臣僚。然则前日附会蔡京号为上书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位之初，天下观陛下好恶是非，以卜世之兴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岂上皇好恶悔过之意？天下之士闻之解体矣。又奏：臣伏闻前谏官冯澥曾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为非，缴驳之。及光之缴驳也，冯澥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为辨，寘李光而不问，迁冯澥而不诘，政刑如此，士论纷然。且以澥之言为是，则光可罪；以光之言为是，则澥可斥，当斥而反迁，是谓赏奸。《传》曰：“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以济矣。”驯致其道，至于今大乱。陛下中夜以思，当食而叹，未知所以善其后也。而臣下不思所以排奸纠纷，以宽陛下社稷之忧，但袭用前日相蒙之术，以尝试陛下，此罪人也。他日有论蔡京绍述为是，而籍没之资产可还，放逐之子孙可用者矣。何以知之？尝试之说行而陛下无与照奸，则何言之不行，何说之不入？此非独臣忧之，天下忠臣义士所共忧也。今臣区区犯奸锋，蹈祸机，与陛下言之，卒于不胜而自毙也，亦愚矣。但臣职在言责，伐奸邪之谋，塞祸乱之原，为国家长虑却顾，臣之责也。且侍从者，执政之阶也。近澥之意不过欲次补近臣，渐当揆路，以行其邪说，以固其党与，为万世自安之计，此贼臣蔡京之术，行之至今，天下破坏，兹亦极矣。陛下尚忍使京之馀党再破坏耶！前车未覆，而不戒者有矣，未有前车已覆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冯澥之建议，李光之驳奏，孰是就非，而大明赏罚，以示四方，使四方晓然知陛下政不容奸，则虽邻敌不敢轻中国。不然，匹夫匹妇，忿然有不服之心，国威不复振矣。取进止。侍御史李光劄子论冯澥推尊王安石之学，鼓惑众心，安石置条例司，专任己能，斥逐名贤，任用小人，驯致蔡京、蔡卞操继述之说，扫除祖宗法度。于光劄子后，御批：祖宗之法，子孙当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倡绍述，变乱旧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诏。诏曰：朕以薄陋，绍体圣绪，惟祖宗绍造区宇，重休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条章，虽随时损益，凡以惠遗天下者，咸根抵于仁义，泽施于民，沦入骨髓，在于后人奉承之不敢有渝。迩者，蔡京怀谄蒐慝，妄作不靖，凡旧章彝宪，肆行变乱，挟绍述之言，为刦持之计，内外骚动，公私匮困。比岁上皇深烛其奸，亲御翰墨，攘剔蠹弊，咸所釐正。迨朕缵绍，夙夜祗惧，嘉与公卿大夫图惟故实，务导二帝三王之常道，以协我列圣之心，以为万世之赖。尚虑邪说诐行，习熟见闻，摇动众心，宪于国体，明示厥指，罔有不学。
又以李纲为两河宣抚使。初朝廷闻种师中败，师道又以老病告归，乃别议选宣抚使，代师道领兵再援太原。耿南仲谓，国弱敌强，宜割三镇以赂之。纲奏：“祖宗之地不可？，割之徒资敌势，生灵陷于夷狄，岂为民父母之道哉？”上从纲议，为再援之计。南仲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南仲以纲异议，故出之。纲召对，自陈书生不知兵，恐不胜任，且误国事。逾旬不受命。或谓纲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乃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公坚卧不起，谗者益得以行其说也，上怒且不测，奈何！”许翰书“杜邮”二字遗纲，纲乃受命。宣抚司得兵三万人而阙马，纲白上曰戎事非马无以奋张军容，欲括都城马，寻寝命不果行。纲以二万人分为五军，时胜捷兵叛於河北，遣左军往宣抚之，又遣右军属刘韐。时韐除宣抚副使，又以解潜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彦质为河东勾当公事，与潜治兵於隆德府。纲请银绢百万，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启行。案：《靖康要录》：六月三日，诏以知枢密院事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六月三日乃戊戌也。《东都事略》、《宋史·本纪》、毕沅《续通鉴》亦并系六月戊戌，惟李《十朝纲要》系此於五月丙子，与原本五月合。丙子乃五月十一日，与六月戊戌差二十三日。据《传信录》，六月三日召对睿思殿。自是授官之日即日召对，若以《纲要》言之，则是授官二十三日之后始得召对，恐无此理，一不合也；本书谓纲授宣抚在种师中败之后，而种师中死於五月丁丑，若丙子，则在丁丑前一日，反在师中未死之前，二不合也；原本与《纲要》恐并误。据《靖康传信录》：六月三日，召对睿思殿，谕所以欲遣行者。纲再拜力辞，自陈：“书生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使为大帅，恐不胜其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上不许，即命尚书省书敕，令面受，纲奏曰：“借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亦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上乃许别择日受敕。纲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且云：“此必有建议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馀上，辄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台臣余应求、谏官陈公辅相继上言纲不当去朝廷。上皆以为大臣游说，斥去之，乃无敢言者。
又贬陈公辅。案：《靖康要录》：六月十日，司谏陈公辅上劄子。奉圣旨，左司谏陈公辅差监合州酒税务。十日乃乙巳也。《宋史·本纪》、薛应旂、毕沅《续通鉴》亦并系乙巳。《要录》劄子云：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譬犹病人之身，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守奭失备，边境骚然，河北寇难方退，河东用兵失利，夏人西陲亦或侵扰，病亦甚矣，然犹在四肢者。乃若朝廷之上，人主听言不审，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趋向不一，而其病在心腹焉。四肢病不治，犹未害者也，心腹病不治，厥身不可保矣。臣待罪万死，为陛下言之。比者狂虏直造京阙，诸门不开，仅月馀日，宗庙社稷，危如累卵。然人心坚守，士气奋发，卒能使番寇引去，国家复存者，四肢虽病，而心腹无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各尽所言，而陛下听之，未尝惑也。其言之善，虽疏贱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之不当，虽狂妄之甚，亦不加罪，故上下无不通情，朝廷无壅蔽之患。今则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倾覆而未必察，真伪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愈惑矣。前日余应求以迎合大臣得罪，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见应求亲为陛下拔擢，每欲尽忠图报。若或希进，以为身谋，自当以佞媚之言迎合陛下，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谓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释天下之疑，乃阴逐之，中外皆谓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应求何足惜，臣恐无敢为陛下尽言，则大臣之忠邪，政事之臧否，人情之疾苦，国势之安危，不得复闻于上矣。所谓人主听言不审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时大臣固有奸庸不足用者，陛下灼知，稍稍去之，遂乃专任一二忠直之臣，彼亦自知委任之专，又见国家危急，故各尽忠，不敢怀私，以相挤毁。今则不然，或以忿怨相攻，或以巧说相毁，各植私党，不先公家。如李纲者，其忠勇虽可恃，而刚愎自用，不无过咎，故同列不平，共相诬谮，陛下已疑之矣，今更出使将兵。宣王时，吉甫所以成北伐之功者，以内有张仲之孝友也。今陛下若以纲为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如宪宗之裴度，固可责其成功，但圣心已疑，而大臣又无张仲之助，则其事尤危矣。纲何足惜，宗社存亡，为可虑焉。臣所谓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为法，痛革宿蠹，蠲除弊源，民心熙熙，犹幸及见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盛，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无敢异议。今则不然，或欲以祖宗熙、丰之法并行，或欲以王氏诸儒之学兼用，持两偏之说，立中道之论，如冯澥之徒是矣。夫陛下初欲尽复祖宗，犹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迟迟未决。今上皇已自深悟奸臣误国，尽欲革去前非，臣僚乃敢尚挟私意以害公法。且王安石开端，蔡京绍述，流弊至此，几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岂能复存家国！今更复为异同之言，此何理也？臣闻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复祖宗，未逾年间，用曾布、蔡京，乃至中辍。今日思之，诚为误矣。然当时之误，天下事势犹可支持一二十年。今若复误，大非前日之比。海内穷愁，公私困迫，国势危蹙，人情骇惧，无甚于今日，一有所误，立可召乱。议论之臣，曾不念此，可为之太息哉！臣所谓士大夫趋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诚心腹之病，不可不治，愿陛下急治之。审于听言，无以言罪人，使臣下各尽其所见；专于委任，毋以邪害正，使大臣各尽其公心；破两可之说，尽归于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若是，则心腹之病除矣。四肢之病纵使未去，姑少迟之，必无大害，盖未有能已心腹之疾而不能治四肢者也。如其不然，则内外皆病矣。臣区区小官，误蒙拔擢，举家数口，坐食廪禄，非不能以谀佞之言揣合圣心，朋比大臣，苟以一时富贵，自念平昔愿希古人专君之忠。今在言责，若不竭其愚忠，少图补报，非但负陛下特达之知，亦负臣平生所学矣，将何颜面复在人间乎？伏望少霁天威，留神听览，臣所有干犯圣聪，窜殛之罪，实不敢逃，惟陛下处之。取进止。奉圣旨，左司谏陈公辅差监合州酒税务。
又彗出紫微垣。案：《三朝北盟会编》系於六月二十八日癸亥。据《靖康要录》，陈过庭》称二十七日壬戌夜。《东都事略》、《九朝编年备要》及《宋史·本纪》、王宗沐、薛应旂、毕沅《续通鉴》并系於壬戌，与此同，《会编》恐误。《靖康要录》：元年七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伏见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来，彗星见于天之东北。夫以陛下恭俭忧勤，仁民爱物，施于四海，不宜致此变易，故凡明于天文者，皆曰此金贼灭亡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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