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分明。齐林之徒曾大寿在成为起义将领之后，违抗军令，“齐王氏斩之，令益肃”。军纪的严明，保证了起义军内部的号令一致，为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月初，起义军进驻钟祥一带，并以此为基地，筹集粮草，打击清军。这就使嘉庆帝十分恐慌，急令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并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军。王聪儿、姚之富利用山路丛杂、到处沟壑的有利地形和清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了南北两面迎敌、分途突围的战术，至七月末终于冲破了清军的包围圈，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清军尾追不舍，起义军复分两路迅速转移，一部由黄龙垱向枣阳、唐县行进，一部由吕堰驿向邓州行进。起义军在陈家河与清军短兵相接，歼灭大量清军，取得了钟祥突围后的第一个胜利。
随后，王聪儿、姚之富带领起义军乘胜由湖北向河南邓州、南阳挺进，在襄邓平原上纵横驰骋，永保虽然拥有“京营劲旅及大兵万余，徒尾追不迎击，致贼东西横躏无忌”。义军闯枣阳，击伤清直隶提督庆成，扫邓州，困清河南巡抚景安于魏家集。嘉庆帝闻之大怒，下令把永保“逮入都治罪”，改“命惠龄总统军务”。
嘉庆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作战，分三路北趋河南。姚之富、王聪儿率领中路，“出南阳，掠嵩县、山阴”，他们“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当时，景安虽拥兵四千屯戍南阳，但胆小如鼠，“不出一卒”，当起义军入陕经过河南西部边境时，景安又“避贼，驻军内乡。贼入陕后二十余日，景安始至”。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迎送伯”。
和清将贪生怕死的狼狈相成显明对照的是，王聪儿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勇敢善战，身先士卒，每次战斗总是冲杀在前。据记载：“齐二寡妇每临阵，戴雉尾，衣红锦战袍，于马上运双刀，矫捷如飞，所向无敌。有时跷一足，自山顶疾驰而下，注坡蓦涧，从无蹉跌。其劲捷亦可想矣。”嘉庆二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王聪儿左臂中了清军一枪，跌下马来，被部下迅速抢救脱险。
王聪儿与清朝统治者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广大起义将士。她直接领导的数百名女兵，在战斗中都和她一样冲杀在前。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斗，为群贼所服”。
起义军中出现如王聪儿这样杰出的女领袖，并非偶然。白莲教秘密传教收徒，不分男女，没有性别限制，凡“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和男子一样，纷纷入教，同时也就出现了不少女教首。当起义爆发后，她们和男子一起投身于反清斗争的行列之中。在她们之中，就涌现出了不少从事各种活动的女领袖。而王聪儿则是她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嘉庆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等在陕西镇安与北路的王廷诏、西路的李全两部会师。这时，嘉庆帝急令各路清军务在汉水以北剿灭起义军。起义军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蓝田，吸引清军主力，而姚之富、王聪儿率大部轻装疾进，马不停蹄，沿汉水北岸经安康、汉阴、石泉，五月中旬到达汉水上游北岸的紫阳白马石，接着顺利渡过了汉水，甩掉了跟踪的清军。当清军统帅惠龄五天之后赶至渡口时，除了望见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义军丢弃的破烂外，连起义军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嘉庆帝得知此讯后，大骂惠龄“坐失机会，实属大错”，“惠龄屡经贻误，岂可复膺总统之任？”宣布：“一切军务，著（陕甘总督）宜绵总统，明亮、德楞泰帮办”。
起义军取得了渡汉水首捷后，基于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进。
第一，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这就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猛扑过来。而襄阳起义军由于一开始就和清军打阵地战，损失很大，部队急遽地减员。姚之富曾为此派人四出贴写“午月午日白阳劫尽”的“逆词”，动员各地教徒参加起义队伍。可惜，因清军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失败了。第二，与此同时，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庆元年冬起义后，一举攻克了东乡（今四川宣汉）县城，声威大振，队伍也因之扩大。姚之富、王聪儿得知此事，“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第三，襄阳、四川的起义领袖基本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彼此曾通信息。乾隆末年，当收元教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起义领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追述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曾在乾隆五十八年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可见，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从当时的形势来说，姚之富、王聪儿采取的这一战略也是正确的，得到了四川起义将领的拥护。高名贵对此曾回顾说：嘉庆二年六月，“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指襄阳义军）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
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东乡会师。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绵延三十多里，蔚为壮观。
接着，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徐添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部称东乡白号……
东乡会师后，起义处在关键时刻，如果各路起义军加强团结，统一指挥，统一作战，采取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那么就会推动五省白莲教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促进起义高潮的到来。然而，包括王聪儿在内的所有起义领袖都没有这样做。六月二十四日，即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了。姚之富、王聪儿率部回师湖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清兵统帅部按照嘉庆帝的“大兵云集，四面攻围”的指令，拟订出“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清军惠龄部紧紧尾追襄阳起义军，宜绵部正围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清军总兵力已达四万余人，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估计约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许多随军家属。在军情紧迫、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两省起义军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火速摆脱即将合围的清军包围，尽快转移。
但是，问题在于襄阳起义军应向哪里转移，只有返回湖北的一条路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广阔的、地势险要的四川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前景，同时又有四川起义军的合作，可以大大减少人地生疏和给养供给的困难。如果两省起义军在协助罗其清、冉文俦等部打开川东北局面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向清军力量十分空虚而又不能迅速调进军队的川中、川西进军，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那么，嘉庆五年春冉天元等发动川西战役时所掀起的斗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现。这不仅会使清军“聚歼”起义军的部署全盘破产，还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沉重打击，起义军的力量和影响则将急速扩大，斗争的进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观。可是，姚之富、王聪儿却率领襄阳起义军主力撤离四川，这就使川楚起义军失去了利用这种大好形势向前发展的机会，并造成了他们从此长期流动作战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失败。
襄阳起义军不能与各路反清队伍协同作战，而是单独转移，这还需要从整个起义军方面寻找原因。首先，白莲教发展到清代，虽已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相属。起义后，“伊等虽名为同教，而势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处”。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起义军长期处于分散状况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王聪儿对此也无能为力，她的资历和能力更不足以使自己成为白莲教“八路兵马总指挥”，以及全体起义军的总领袖。其次，各支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成员，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及自耕农民，封建社会的这种分散经营、互不联系的个体小生产者，正是产生起义军组织上分散性和思想上安土重迁的阶级基础。清统治者对于襄阳起义军在到达四川后即产生的浓厚思乡情绪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姚之富、李全、齐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隶襄、樊、南（阳）、邓（州）等处，是以总思北窜汉江，逃回本地”，“此伙陕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愿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这说明王聪儿不仅没有摆脱农民习惯势力的影响，高瞻远瞩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计划，相反，她幼年的往来各地走解卖艺倒助长了她的流动作战思想。
襄阳起义军为回师湖北，首先向川东的开县、云阳、万县等地挺进，兵锋直指夔州、奉节等地。清廷怕其再入湖北，慌忙指令明亮、德楞泰派总兵达音泰率部到白帝城堵截，但姚之富、王聪儿率起义军到白帝城后便将达音泰部团团包围。明亮等复派兵增援。王聪儿当机立断，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令义军分三路同时进攻清营。起义军将士轮番作战，皆持盾以捍，失铳不退，入夜则点起火把，进行夜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终于突破了清军防线，顺江而下迅速挺进湖北，于闰六月下旬抵达归州（今秭归）、巴东一带。嘉庆帝急令湖北巡抚汪新在竹山、竹溪防堵，令明亮、德楞泰率清军主力水陆追击入楚。王聪儿等采取了广布疑阵、迷敌耳目的战术，把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巴东县长江对岸的石门，声言欲南渡进攻县城。明亮等信以为真，赶紧率兵回师防守。当他们复战王廷诏时，突然发现姚之富、王聪儿等率起义军主力二万余人已向兴山、保康、南漳等地远扬，清军的阻击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襄阳黄号在襄阳起义军中的主力军作用和姚之富、王聪儿的军事指挥才能。清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极大恐惧和仇恨，嘉庆帝甚至认为，“若得生获姚之富、齐王氏，则功成八分”。
从这次战役起，由于“总教师”的地位及军事指挥才能的显露，使王聪儿的名字在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甚至把她看作是超越姚之富之上的“首逆”了。从此，她的声望、威信和地位在襄阳起义军中日趋提高。
王聪儿、姚之富率起义军欲从南漳到襄阳，中途受到清总兵王文雄的狙击。起义军遂“佯退，次日复倍道分进，由宜城、钟祥北走襄樊”，接着又向房县、竹山一带山区进军，八月，击毙前来围剿的清副都统丰仲布以下数百名官兵。王聪儿本想把清军由房县、竹山一带引向鄂西北老林地区，然后乘机渡过汉水，但因汉水两岸有清军重兵防守，只得改变计划经竹山、竹溪，于九月进入陕西。
十月，清军统帅宜绵因镇压义军不力，被嘉庆帝革职，以勒保代之。十一月，襄阳起义军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清军南下，以便乘机折回陕南，强渡汉水。但清军尾追不舍，义军陷入窘境。姚之富主张“不如……往百丈关，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可是，当他们赶到百丈关，冉文俦部已经转移，“又遇官兵，打败”。王聪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且折回五郎庙一带，如过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陕。若再遇官兵，即入独山一带，山内小路甚多，大半与陕西交界，官兵总不能路路挡住，就仍折回陕西。”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襄阳起义军就是按照王聪儿的这个方案，于十二月经独山折回陕西，突破汉江，打开通往河南和湖北的道路。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甩开了敌人，“贼匪窜至五郎，而明亮甫赶至洋县，已落一站之后”，同时又解决了襄阳起义军入陕三个多月来，北渡汉水的大问题。这一作战方案的提出与行动，又一次显示了作战骁勇的王聪儿，是一个颇有智谋的军事领袖。
从嘉庆二年底至三年初，襄阳起义军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嘉庆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多起义军由陕西西乡、洋县渡汉水，北上攻下郿县、盩厔（今周至）。接着，王聪儿命令李全带领一支先头部队直逼西安，寻找返回河南的道路。这一行动，把陕西巡抚秦承恩吓破了胆。他急忙闭城，“日夕哭泣，目皆肿”。可惜，李全部在西安近郊焦家镇圪（鸽）子村与清军王文雄部交战失利。根据这个情况，王聪儿决定回师陕东南，率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