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虞夏至春秋，阅时千六七百年。其间社会物质上之嬗变，不知凡几。三代各异其都，至春秋而文物分化发展，所被幅员，比今十省。各地民俗物宜不齐，欲将千余年时间万余里空间之一切经济状况概括叙述，谈何容易。本论所云，不敢云遍，一部分而已；不敢云真，推想而已。
吾侪所最欲知者，古代田制——或关于应用土地之习惯——变迁之迹何如？凡社会在猎牧时代，其土地必为全部落人所公有，如现在蒙古青海皆以“某盟某旗牧地”为区域名称，即其遗影也。盖猎牧非广场不可，故地只能公用而无所谓私有，及初进为农耕时，则亦因其旧，以可耕之地为全族共同产业。《诗·周颂》云：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思文》）
此诗歌颂后稷功德，言上帝所赐之麦种，普遍播殖，无彼我疆界之分。最古之土地制度盖如是。其后部落渐进为国家，则将此观念扩大，认土地为国有。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北山》）此种国有土地，人民以何种形式使用之耶？（《诗》云：“无此疆尔界”。是则作诗时必已有彼我疆界，故追念古迹而重言其特色也。此诗假定为周成康时作，则其时土地私有权当已成立。）据孟子云：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滕文公上》）
孟子所说，是否为历史上之事实，虽未敢尽信，但吾侪所能以情理揣度者。一、农耕既兴以后，农民对于土地所下之劳力，恒希望其继续报酬，故不能如猎牧时代土地之纯属公用，必须划出某处面积属于某人或某家之使用权。二、当时地广人稀，有能耕之人，则必有可耕之田，故每人或每家有专用之田五七十亩乃至百亩，其事为可能。三、古代部落，各因其俗宜以自然发展，制度断不能划一。夏、殷、周三国，各千年世长其土，自应有其各异之田制。以此三事，故吾认孟子之说为比较的可信，即根据之以研究此三种田制之内容何如。
一、贡。贡者，人民使用此土地，而将土地所产之利益，输纳其一部分于公家也。据孟子所说，则其特色在“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而立一定额焉。据《禹贡》所记，则其所纳农产品之种类，亦因地而殊，所谓“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禹贡》又将“田”与“赋”各分为九等，而规定其税率高下。孟子所谓“贡制”殆兼指此。但此种课税法，似须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后始能发生，是否为夏禹时代所曾行，吾不敢言。所敢言者，孟子以前，必已有某时代、某国家曾用此制耳。
二、助。孟子释助字之义云：“助者藉也。”其述助制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此或是孟子理想的制度，古代未必能如此整齐画一。且其制度是否确为殷代所曾行，是否确为殷代所专有，皆不可知。要之古代各种复杂纷歧之土地习惯中，必曾有一种焉，在各区耕地面积内，划出一部分为“公田”，而藉借人民之力以耕之。此种组织，名之为助，有公田则助之特色也。公田对私田而言。（《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夏小正》所记天体现象，经学者考定为西纪前一千年中国北方所见者，故其书当为商周之际之著作。）《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田》）据此则公田之制，为商周间人所习见而共晓矣。土地一部分充公家使用，一部分充私家使用，私人即以助耕公田之劳力代租税，则助之义也。
三、彻。《诗》：“彻田为粮。”（《公刘》）所咏为公刘时事，似周人当夏商时已行彻制。彻法如何，孟子无说。但彼又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意谓耕者之所入九分而取其一，殆即所谓彻也。孟子此言，当非杜撰，盖征诸《论语》所记：“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可见彻确为九分或十分而取其一。鲁哀公时已倍取之，故曰“二吾犹不足”，二对一言也。观哀公有若问答之直捷，可知彻制之内容，在春秋时尚人人能了，今则书阙有间，其与贡助不同之点安在，竟无从知之。《国语》记：“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鲁语》）藉田以力则似助，砥其远近则似贡，此所说若即彻法，则似贡助混合之制也。此法周人在邠岐时，盖习行之，其克商有天下之后，是否继续，吾未敢言。
据此种极贫乏且蒙混之史料以从事推论，大抵三代之时，原则上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使用权则耕者享之。国家对于耕者，征输其地力所产什之一或九之一。此所征者，纯属公法上之义务，而非私法上之酬偿。除国家外，无论何人，对于土地，只能使用，不能“所有”也。然而使用权享之既久，则其性质亦渐与所有权逼近矣。故谓古代凡能耕之民，即能“所有”其土地使用权，亦无不可。换言之，则谓土地私有制在事实上已成立，亦无不可。惟使用权是否可以买卖，史籍中无明文可考。（《曲礼》言：“田里不鬻”，似土地不能买卖。然又言：“献田宅者操书致”，则是有地契矣。要之《戴记》所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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