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固希望圣君贤相，然所希望者，非在其治民莅事也，而在其“化民成俗”（《学记》），所谓：
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孟子》）
政治家惟立于扶翼匡助的地位，而最终之目的乃在使民“自得”。以“自得”之民组织社会，则何施而不可者。如此则政治家性质，恰与教育家性质同。故曰：“天相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引《逸书》）吾得名之曰：“君师合一主义”。抑所谓扶翼匡助，又非必人人而抚摩之也。儒家深信同类意识之感召力至伟且速，谓欲造成何种风俗，惟在上者以身先之而已。前文所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老老而民兴孝……”诸义，其所重全在此一点，即以在上者之人格与一般人民人格相接触，使全人类之普遍人格循所期之目的以向上。是故：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孟子》）
此种感召力，又不徒上下之交而已，一般人相互关系，莫不有然。故曰：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暴，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
一人一家之在一国，如一血轮之在一体也。或良或窳，其影响皆立遍于全部。所谓“正己而物正”者，非独居上位之人为然也，凡人皆当有事焉。故《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云：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由此言之，修其身以平天下，匪直天子也，庶人亦然。故：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
由孔子之言，则亦可谓全国人无论在朝在野，皆“为政”之人。吾人之行动无论为公为私，皆政治的行动也。此其义虽若太玄渺而无畔岸，虽然，吾侪苟深察“普遍人格”中各个体之相互的关系，当知其言之不可易。呜呼，此真未易为“机械人生观者流”道也。
明乎此义，则知儒家所谓人治主义者，绝非仅恃一二圣贤在位以为治，而实欲将政治植基于“全民”之上。荀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其义并不谬，实即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旨耳，如曰法不待人而可以为治也，则今欧美诸法之见采于中华民国者多矣，今之政，曷为而日乱耶？
要而论之，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唯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道德之归宿，在以同情心组成社会；教育之次第，则就各人同情心之最切近最易发动者而浚启之。“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孟子》）人苟非甚不仁，则未有于其所最宜同情之人（父母兄弟）而不致其情者。既有此同情，即可藉之为扩充之出发点。故曰：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
又曰：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
全社会分子，人人皆厚而不偷以共趋向于仁，则天下国家之治平，举而措之而已矣。何以能如是？则“施由亲始”（《孟子》），“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孟子》）。故“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儒家利用人类同情心之最低限度为人人所同有者，而灌植之扩充之，使达于最高限度，以完成其所理想之“仁的社会”。故曰：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
儒家此种理想，自然非旦夕可致，故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
又曰：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
后儒谓“王道无近功”，信然。盖儒家政治之目的，诚非可以一时一地之效率程也。宇宙本为不完成之物，创造进化曾靡穷期，安有令吾侪满足之一日。满足则乾坤息矣。或评孔子曰：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夫“不可”固宇宙之常态也，而“为之”则人之所以为人道也。孔子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
同类意识与同情心发达到极量，而行之以“自强不息”。斯则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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