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之人对人权利，地方对地方权利，机关对机关权利，阶级对阶级权利，乃至国对国权利，吾侪一切皆不能了解。既不能了解，而又艳羡此“时髦”学说谓他人所以致富强者在此，必欲采之以为我之装饰品。于是如邯郸学步，新未成而故已失。比年之蜩唐沸羹不可终日者岂不以此耶？我且勿论，彼欧美人固充分了解此观念，恃以为组织社会之骨干者也。然其社会所以优越于我者何在？吾侪苦未能发明，即彼都人士亦窃窃焉疑之，由孟子之言，则直是“交征利”、“怀利以相接”、“不夺不餍”，“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质而言之，权利观念，全由彼我对抗而生，与通彼我之“仁”的观念绝对不相容。而权利之为物，其本质含有无限的膨胀性，从无自认为满足之一日。诚有如孟子所谓“万取千千取百而不餍”者，彼此扩张权利之结果，只有“争夺相杀谓之人患”（《礼运》）之一途而已。置社会组织于此观念之上而能久安，未之前闻。欧洲识者，或痛论彼都现代文明之将即灭亡，殆以此也。我儒家之言则曰：
能以礼让为国，夫何有？（《论语》）
此语入欧洲人脑中，其不能了解也或正与我之不了解权利同。彼欲以交争的精神建设彼之社会，我欲以交让的精神建设我之社会。彼笑我懦，我怜彼犷，既不相喻，亦各行其是而已。
孟子既绝对的排斥权利思想，故不独对个人为然，对国家亦然，其言曰：
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
又曰：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由孟子观之，则今世国家所谓军政财政外交与夫富国的经济政策等等，皆罪恶而已。何也？孟子以为凡从权利观念出发者，皆罪恶之源泉也。惟其如是，故孟子所认定之政治事项，其范围甚狭。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滕文公上》）
民事奈何？从消极的方面说，先要不扰民。所谓：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送死无憾也。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从积极的方面说，更要保民。保民奈何？孟子以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政治目的，在提高国民人格，此儒家之最上信条也。孟子却看定人格之提高，不能离却物质的条件，最少亦要人人对于一身及家族之生活得确实保障，然后有道德可言。当时唯一之生产机关，自然是土地。孟子于是提出其生平最得意之土地公有的主张——即井田制度。其说则：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滕文公上》）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
既已人人有田可耕，有宅可住，无忧饥寒，虽然，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
于是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
使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梁惠王上》）
在此种保育政策之下，其人民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
孟子所言井田之制，大略如是。此制，孟子虽云三代所有，然吾侪未敢具信。或远古习惯有近于此者，而儒家推演以完成之云尔，后儒解释此制之长处，谓“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公羊传·宣十五》何注）。此种农村互助的生活，实为儒家理想中最完善之社会组织。所谓“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尽心上》）。虽始终未能全部实行，然其精神深入人心，影响于我国国民性者实非细也。
由是观之，孟子言政治，殆不出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两者之范围。质言之，则舍民事外无国事也。故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政府施政，壹以顺从民意为标准。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顺从民意奈何？曰：当局者以民意为进退，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梁惠王下》）
其施政有反于人民利益者，则责备之不稍容赦。其言曰：
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此等语调，不惟责备君主专制之政而已。今世欧美之中产阶级专制，劳农阶级专制，由孟子视之，皆所谓“杀人以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者也。
儒家之教，虽主交让，然亦重正名。“欲为君，尽君道。”（《离娄下》）既不尽君道，则不能复谓之君。故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儒家认革命为正当行为，故《易传》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传》）孟子此言，即述彼意而畅发之耳。虽然，儒家所主张之革命，在为正义而革命，若夫为扩张一个人或一阶级之权利而革命，殊非儒家所许。何也？儒家固以权利观念为一切罪恶之源泉也。
孟子言仁政，言保民，今世学者汲欧美政论之流，或疑其奖厉国民依赖根性，非知治本，吾以为此苛论也。孟子应时主之问，自当因其地位而责之以善。所谓“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不主张仁政，将主张虐政耶？不主张保民，将主张残民耶？且无政府则已，有政府，则其政府无论以何种分子何种形式组织，未有不宜以仁政保民为职志者也。然则孟子之言，何流弊之有？孟子言政，其所予政府权限并不大。消极的保护人民生计之安全，积极的导引人民道德之向上，曷尝于民政有所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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