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未之议也。（《韩非子·难势》篇）
此论大意，盖谓人无必得之券，则国无必治之符。政权无论何时，总有人把持，希望贤人政治者，不遇贤人，政权便落不肖者之手，天下事去矣。法治，则中材可守，能使“顽嚚聋瞽与察慧聪智者同其治”，所以可贵。
法家之难“人治”，犹不止此。彼又以效程之多寡及可恃不可恃为论据。其言曰：
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功，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韩非子·问势》篇）
又曰：
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断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不以法论智能贤不肖者唯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商君书·修权》篇）
其意谓人治主义，不得人固然根本破坏，即得人亦难遽认为成立。因为“圣主当阳”，全属天幸，偶然的事实，不能作为学理标准，学理标准，是要含必然性的。（法家标准是否有必然性又另一问题，次章更论之。）
法家之难“人治”，犹不止此，彼直谓虽天幸遇有贤人，仍不足以为治。其言曰：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篇）
又曰：
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篇）
法家书中此类语，不可枚举。读此可知彼宗与儒家立脚点不同之处。儒家言“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儒家尊人的标准，故以圣人喻规矩；法家尊物的标准，故以法喻规矩。其意谓非无贤人之为患，即有贤亦不足贵也。彼宗又言曰：
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若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人。不赡之道也。（《慎子》佚文）
此言君主不宜任智之理，最为透明。现代法治国元首不负责任，理论亦半同于此。
法家之难“人治”犹不止此，彼宗犹有最极端之一派，根本反对“尚贤”。其言曰：
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商君书·农战》篇）
此言以尚贤为治，则将奖厉人之饰伪以徼幸，其故何耶？彼宗以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慎子》佚文）
从君心出，则人将揣摩君心以售其私。此其为道甚危，然则所以救之者如何？彼宗之言曰：
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明法》篇）
故如法家所主张，其极非至于如后世之糊名考试抽签补官不可，盖必如此然后可免于“诛赏予夺由君心出”也。
难者曰：法之权威如此其大，万一所立法不善，则将如何？彼宗释之曰：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所以塞愿望也。（《慎子》佚文）
质言之，则将一切主观的标准舍去，专恃客观的标准以“一人心”，其标准之良不良，在彼宗乃视为第二问题，故其言曰：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也。（《管子·心术上》篇）
“以物为法”，乃可以“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是故法治主义者，其实则物治主义也。老子曰：“善者因之。”彼宗以此为“因”之极则，谓必如此乃可以“无为”。故曰：
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尹文子》）
彼宗以为欲使道家无私无欲之理论现于实际，舍任法末由。故法家实即以道家之人生观为其人生观。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殆有见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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