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伪书，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不能因其伪而径行抛弃。例如谓《管子》为管仲作，《商君书》为商鞅作，则诚伪也。然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则为绝好资料。谓《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则诚伪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西周遗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交之时代背景，则固可宝也。又如《内经》决非黄帝时代书，自无待言，然其书实战国末阴阳家言所荟萃，阴阳家如邹衍之徒著述已佚，此书即其绝好之代表品也。《列子》非列御寇作而为晋人伪撰，亦略有定评，然晋人学说，传今无几，即以此书觇当时时代意识之一斑，计亦良得也。
尤有一类资料决当拣弃者。汉代策问郡国所贡士，已开奖借空言之渐，唐宋以还，斯风弥扇。如韩愈、杜牧及苏洵、轼、辙父子兄弟之徒，多以好为肤廓之政论，滥博盛名。明清末流，帖括播毒，谈政本必“危微精一”，论政制必“封建井田”，尘土羹饭，屡嚼而秽不惭，优孟衣冠，久假而归无日。凡兹谰言，概宜芟汰。要之学者之学说，当以有无创造力为价值标准；政治家之绩业，当以有无责任心为价值标准。合此标准，可以厕诸思想之林，否则毋慁我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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