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93页注1；[650]叶子奇：《草木子》，卷3第64页。关于肃政廉访司，见《元法典》，第169—170、179页，及[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34页。
［19］ [628]《元典章》，卷35，2b—3a。
［20］ [608]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4，6b—7a。
［21］ [628]《元典章》，卷35，3a－3b。
［22］ 以下叙述参看[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5章和[298]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的研究》，第65—66页。
［23］ [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2，3la。
［24］ 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88—98页；[276]兰德彰：《蒙古统治下金华学派的政治思想》，第184—185页。实例见[604]张养浩（1270—1329年）：《牧民忠告》，10b—11b、13a。
［25］ 关于司农机构，见[653]《元史》，卷87，第2188—2189、2193页；卷93，第2354—2357页；亦见[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88—19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43－64页。
［26］ 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第48页认为大司农司在1290年撤消后再未重置。我未看到1290年撤消大司农司的直接证据。实际上，《元史》，卷87，第2188页有1290年后大司农司的叙述；《元史》卷17，第372页，提到了1293年的大司农司江南分司；《元史》，卷43，第908页，提到了脱脱在1353年被任命为大司农司的长官。
［27］ [640]《大元官制杂记》，5a—5b。亦见[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41—42页。
［28］ [634]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卷12，1a。
［29］ [605]《农桑辑要》，7a。
［30］ [653]《元史》，卷90，第2295—2296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267页注2；[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542页；[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42—43页。
［31］ 关于海外贸易，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222—236页。关于斡脱商人及其经商活动管理的史料，见[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所引资料。
［32］ [628]《元典章》，卷22，47a。
［33］ 舒尔曼在[443]《元代政治组织上的若干问题》，第27页就用了“汉人官僚和蒙古人军事二元制”的说法。
［34］ 见[653]《元史》，卷100，第2558—2579页；卷87，第2204页；[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50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77页。
［35］ 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81、193、 135—136页；[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2章。
［36］ 关于元代荫的特权，见[102]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世袭特权荫》；关于军官的承袭，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25—27页。
［37］ 以下关于元代御史台的叙述，参看[653]《元史》，卷86，第2177—2182页；[203]贺凯：《元代在监察史上的贡献》；[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25—28页；[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61页；[821]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研究》。
［38］ 见[628]《元典章》，卷6，14a－18b；[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40—41页；[203]贺凯：《元代在监察史上的贡献》，第221页；[821]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研究》，第2卷，74a－77b。
［39］ 关于汉人学者的实例，见[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4卷，第439页。
［40］ 法夸尔在《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一文中将服务于皇帝的机构与服务于其他皇族成员的机构截然分开，本处则采用了与他不同的分类方法。
［41］ 关于宣徽院及其分支机构，见[653]《元史》，卷87，第2200—2213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43—146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9—40页。
［42］ 见[46]陈学霖：《元代宫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2－64页；[52]陈学霖：《王鹗》，第54—57页；[653]《元史》，卷87，第2189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48—149页。
［43］ 关于这一机构及蒙古学校，元代官方文书使用蒙古文字的情况，见[653]《元史》，卷87，第2190—2191页；[412]《元法典》，第1卷，第149—151页；[552]杨联陞：《〈元典章〉研究》，第126—128页；[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3章。
［44］ 下文所述集贤院、宣政院和元代学校的情况，参看[653]《元史》，卷87，第2192—2193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2卷，第25—26页；[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480]孙克宽：《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第223—224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11—315页；[272]鲁比·拉姆：《元代书院的作用》。
［45］ 关于投下的研究成果很多，如[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41－47、209页；[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4章；[502]伊森拜克·图干：《〈元史〉中的岁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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