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自尊、尊敬以及心理上的满足是相当可怜的。这些就是他们感到苦涩的根源。
1315年终于恢复了科举考试（1313年诏行科举后），不论是否属于儒户的文人们都十分兴奋。对于他们，这是一条出路，他们终于有了正当的出路。但是在元朝余下的年代里，从1315年到1366年，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共举行了16次，只取了1139名进士（虽然每年100个名额，可以取1600名）。根据规定，其中一半名额分配给了蒙古人与色目人，他们参加的考试要容易一些，判分标准也低一些。把这些蒙古人、色目人也算进来，平均每年也只有23名新进士，仅为宋、金时期平均数的一小部分。而且，元代的科举被作弊和欺诈行为严重败坏，以致那些自尊的学者有回避的倾向。简言之，无论科举的恢复对把那些有雄心的外族人引入中国文化模式是多么重要，它都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儒家学者沮丧的前途，尽管它开始时曾带给汉族文人以喜悦，使他们感到文明胜利的希望。所以毫不奇怪，许多在文学和学术上有天才的人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他们的事业，常常追求某些在其他时代最不正常的生活方式。
［1］ 下文的叙述引自[854]萧启庆：《元代的儒户》。
［2］ 耶律楚材先服务于成吉思汗，但在窝阔台在位时影响更大，见[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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